毛澤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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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1893年12月26日—1976年9月9日），字潤之，湖南湘潭人，中國政治家、軍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代最高領導人，第一任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毛澤東思想、中國共產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 名言[編輯] 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 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你父親是堂兄弟，買你家那七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全無兄弟之情，什麼勸説都聽不進去。我後來思考這些事，認識到這不光是個人與家庭問題，還是社會制度問題；認清只有徹底改造這個社會，才能根絕這類事情，於是下決心尋找一條解救窮苦農民的道路。[1]:39-40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多次與堂弟毛澤連談及父親毛順生向毛澤連父親毛菊生買進其賴以活命的7畝田，認為是極不道德 美國在世界上有利益要保護，蘇聯要擴張，這個沒法子改變。在階級存在的時代，戰爭是兩個和平之間的現象。戰爭是政治的繼續，也就是說是和平的繼續。和平就是政治。[2][3]:524 ——〈關於戰爭與和平的一段話〉，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時說的一段話，1976年2月23日 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4]:54-55。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 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5]:59。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1920年6月18日 「先生穿起長衣告誡我們工人，我們當然很感謝先生的盛意；但先生如果脫去長衣，站在我工人地位向我們盡忠告，我們不更加感謝先生麼」；文章接著申明四點：㈠「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站在我們的地位來教訓我；能夠不為我們的師長，而降格以為我們的朋友」；㈡「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將事實調查清楚，不要含沙射影，更不要蔑視人家的人格」；㈢「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夠下得身段，真真實實地教訓我們……我們很願先生能真個脫去長衣，辭去大編輯職務，幫助我們，幹勞動運動……我們只承認能犧牲自己的地位，忍饑吃苦，而為我們大多數工人謀利益的人，是我們的好朋友！」；㈣「但願教訓我們的人，能替我們仔細想想，我們當用何種方法而後能讀書和運動的機會？……我們非減少工作時間，不能取得讀書的機會；我們非自己團結起來，自己創辦補習學校，不能取得讀書的場所」[5]:107-108。 ——以鉛印活版工會名義寫之《鉛印活版工會致大公報記者盾書》在長沙《大公報》發表，1922年12月14日 「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4]:193。 ——《紅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日本帝國主義想把蔣介石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下，「黨對時局應有表示，發表文件，在部隊中宣傳，反對日本」，這是「最能動員群眾」[4]:345。 ——在中共中央常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5年6月29日 要首先看明天，再來看今天。不看今天，是空談。不看明天，就是政治上的近視眼。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36年5月8日[4]:371 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6]:11。 ——在延安召開緊急會議，到會動員，1937年7月13日 這個談話，確定了準備抗戰的方針，為國民黨多年以來在對外問題上的第一次正確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們和全國同胞的歡迎。[7]:344 ——很快表示歡迎1937年7月19日蔣介石廬山談話：「如果戰端一開，就是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6]:12 晉察冀邊區是華北抗戰的堡壘，那裡實行了堅持抗戰的民族主義，那裡實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權主義，那裡也開始實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義，總之一句話，那裡實行了互相聯結不可分離的三民主義。……喚起民眾就是要實行民權民生主義，否則無從喚起，尤其是民權主義，真如大旱望雲，一刻不可或緩。[8]:114 ——為聶榮臻寫的《抗日模範根據地晉察冀邊區》一書作序言，1939年3月2日 毛澤東答：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們能跳出這週期率。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敢鬆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9]:7753 ——同黃炎培在延安談歷史周期率問題，據黃炎培日記記載，1945年7月5日 茲為團結大計，特先派周恩來同志前來進謁[10]:9。 ——復蔣介石8月20日第二次邀請赴重慶談判電，1945年8月22日 現在抗日戰爭已經勝利結束，中國即將進入和平建設時期，當前時機極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為保證國內和平，實施民主政治，鞏固國內團結。[6]:282 ——飛抵重慶，下機後在機場向記者發表書面談話，1945年8月28日 生的偉大，死的光榮 ——聽任弼時説山西文水縣女共產黨員劉胡蘭在敵人面前就義事跡後寫下，1947年3月25日[6]:344-345 一個人無論學什麼或作什麼，只要有熱情，有恆心，不要那種無著落的與人民利益不相符合的個人主義的虛榮心，總是會有進步的。 ——寫信給毛岸英，1947年10月8日[10]:241-242 當著天空中出現烏雲的時候，我們就指出：這不過是暫時的現象，黑暗即將過去，曙光即在前頭。[11]:1245-1246 ——〈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在陝北米脂縣楊家溝召集的會議上的報告，1947年12月25日 ……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餘人員，設法安插到需要人的崗位上去。自願和可能遷移的工廠、學校，必須精密籌劃，到新地後能夠維持下去，並有前途，否則不要遷移。對難民的遷移，亦須如此。著重節約那些本來可以減少的開支，但不要減少那些必不可少的開支。著重反對浪費，從這裡可以得到一筆很大的錢。封鎖在目前時期對於我們極為有利，無論從政治上或經濟上看，都是有利的。已裁的二萬七千人，是一件大事，已引起很多人不滿，應加以處理。其辦法是立即加以調查，分別自己有辦法生活和自己無法生活的兩類。對於後一類人，應予收回，給以飯吃。現在無事做，也應給以飯吃，維持他們，使他們活下去。否則政治上對我們極為不利。就全局來説，全國養九百萬至一千萬人是完全有辦法的。……[10]:563 ——致電饒漱石，關於必須維持上海統籌全局問題，1949年9月3日 經驗證明，凡未注意召開各界代表會，仍然束縛於黨內狹小圈子的，就走了彎路。……必須反對形式主義，每次會議要有充分準備，要有中心內容，要切切實實討論工作中存在的為人民所關心的問題，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要當作一件大事去辦，否則將損害黨的政治威信。 ——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各分局、各野戰軍前委電，轉發察哈爾省委關於召開各界代表會的報告，要求各地研究他們的經驗，1949年9月4日 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致開幕詞，1949年9月21日[6]:490-491 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上，向全世界宣告[12]:8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開國大典開始，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宣佈開會，1949年10月1日[13]:11 多則無力，不多不少則力量大[13]:22。 ——稱在代表名額中，共產黨員不能太多；關於各界人民代表會議，一些地方主要傾向關門主義 毛澤東同志：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保障和平。中國需要三到五年的和平喘息時間，用這段時間來恢復戰前的經濟水平和穩定全國的局勢。解決中國最重要的問題，取決於和平的前景。因此，中共中央委託我向您，史達林同志，瞭解世界和平的情況將會如何以及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得以保障的問題。史達林同志：這麼説，中國是在為和平而戰。蘇聯也首先致力於和平問題，雖然對蘇聯來説，實現和平已有四年。至於説中國，目前並不存在對它的直接威脅：日本還沒有恢復起來，因此它沒有能力準備戰爭；美國雖然在叫囂戰爭，但它最怕打仗；歐洲被戰爭嚇破了膽。實際上，誰也不會同中國打仗，難道金日成會打中國嗎？和平取決於我們的努力。如果我們齊心協力，和平能夠得到保障不僅是五至十年的問題了，可能是二十年，甚至更長時間。[14]:167-168 ——與史達林會談記錄，1949年12月16日 和資產階級合作是肯定了的，不然《共同綱領》就成了一紙空文，政治上不利，經濟上也吃虧。「不看僧面看佛面」，維持了私營工商業，第一維持了生產；第二維持了工人；第三工人還可以得些福利。當然中間也給資本家一定的利潤。但比較而言，目前發展私營工商業，與其說對資本家有利，不如說對工人有利，對人民有利。……我們是一個大黨，策略上要特別注意。尤其是我們現在勝利了，要鞏固勝利，更要注意，要反對「左」的思想和「左」的做法。[15]:103 ——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財政經濟、土地改革和軍事等問題，1950年3月27日到4月6日 要實行民主。現在有人有好多氣沒有機會出，要讓他們出，除了洩密的、破壞性的，都讓人家說。所以，政治局最近通過了一個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出的氣不外是兩種，有理的，應當接受；無理的，給他說理。我們要有氣魄，不怕駡，只要君子動口不動手。不讓講話就會鬧宗派主義，黨內也一樣。[13]:26 ——同李維漢、徐冰談話，1950年4月21日 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劃中立區為主題，來掩蓋他因記者這個小問題而引起會議停頓的不妥當行動。我方為取得主動起見，決定同意他劃中立區的提議，也同意他將新聞記者作為他代表團工作人員一部分的辦法，以取消敵方的一切藉口。[13]:164 ——致李克農並金日成、彭德懷電，手稿，1951年7月14日 關於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議先行交換可以行走的重傷病俘虜一事，我方準備同意討論此事，覆文尚須數日才能擬好，暫時不要向外邊透露。……對方最近在板門店的行動，帶有明顯的挑釁和威脅的性質，因此應該提高警惕，設想壞的情況，並作必要準備，但另一方面，對方這些行動的目的則顯然是逼我談有關停戰的主題，實質上表示對著急。艾森豪威爾上台後在亞洲採取一系列措施，企圖從杜魯門造成的束縛中解脫出來，爭取主動，其建議交換傷病俘可能是對方有意在板門店轉彎的一個試探行動。在分析對方具體行動時，必須注意問題的這兩個側面。……對於違反協議事件，過去我們採取不分輕重一事一抗的方針，本已有些被動。最近一星期內，如無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對方送抗議。[13]:182 ——致丁國鈺並金日成、彭德懷電，手稿，1953年3月23日 ……對兄弟國家人民要永遠保持學習的態度，要有真正的國際主義精神。在對外貿易方面，有些人驕傲，妄自尊大，這是不對的。……七屆二中全會有幾條規定沒有寫在決議裡面。一曰不做壽。做壽不會使人長壽。主要是要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禮。至少黨內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場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於群眾熱情，也不潑冷水。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國同志和馬、恩、列、斯平列。這是學生和先生的關係，應當如此。遵守這些規定，就是謙虛態度。……[16]:97 ——在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講話〈反對黨內的資產階級思想〉，1953年8月12日[13]:259 如和談成功則另作停戰部署，目前應作和談不成的部署，不可等待和談[12]:95-96。 ——對中共中央軍委致韋國清電報稿之修改手稿，1954年5月12日 ……往事越千年，魏武揮鞭，東臨碣石有遺篇。蕭瑟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作〈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天[17] 不打無準備的仗，不打無把握的仗[16]:175。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1955年7月31日 批評要是及時的批評，不要老是愛好事後的批評[16]:186。 ——〈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報告，1955年7月31日 現在我國的自由市場，基本性質仍是資本主義的，雖然已經沒有資本家。它與國家市場成雙成對。上海的地下工廠同合營企業也是對立物。因為社會有需要，就發展起來。要使它成為地上，合法化，可以僱工。現在做衣服要三個月，合作工廠做的衣服褲腿一長一短，釦子沒眼，質量差。最好開私營工廠，同地上的作對，還可以開夫妻店，請工也可以。這叫新經濟政策。……還可以考慮，只要社會需要，地下工廠還可以增加。可以開投資公司，還本付息。可以搞國營，也可以搞私營。可以消滅了資本主義，又搞資本主義。當然要看條件，只要有原料，有銷路，就可以搞。現在國營、合營企業不能滿足社會需要，如果有原料，國家投資又有困難，社會有需要，私人可以開廠。這樣定息也有出路。重慶的低質產品，旺季不合規格，淡季合規格了，是因為旺季社會需要太大，供應不足。供應不足是長期的，是好現象，是因為購買力增長。要想辦法。定息時間要相當長，急於國有化，不利於生產。公私合營有優越性，比不合營好，工人的積極性提高了，資方的態度也改變了。[18]:170-171 ——在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後不久，曾察覺和思考中國經濟構成過於單一[13]:447 中央要鞏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16]:275。 ——〈論十大關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56年4月25日 所謂團結，就是團結跟自己意見分歧的，看不起自己的，不尊重自己的，跟自己鬧過彆扭的，跟自己作過鬥爭的，自己在他面前吃過虧的那一部分人。……從前我講過，對於任何有缺點的人，犯過錯誤的人，不僅要看他改不改，而且要幫助他改，一為看，二為幫[16]:299-300[12]:61-62。 ——〈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第一次會議上講話，1956年8月30日 所謂不團結，都是思想上有距離，政治問題、政策問題上有爭論。……既是思想問題，那末改正錯誤就是改正思想的問題，就是整風學習的問題，討論研究的問題。而各種不公平的事情在任何社會都是難免的。那怎麼辦呢？我們就是力爭求得一個比較的公平。……根據我們在革命時期自己的覺悟，即覺悟到過去犯的錯誤是甚麼，後頭改正錯誤應該怎麼改法，現在我們雖然還有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的殘餘，這些東西是可能減少的。完全肅清很難說，肅清了還會有，但是可以減少，可以大為減少。[12]:64-66 ——主持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會體會議並講話，1956年9月10日 「我說我們這些人，包括我一個，總司令一個，少奇同志半個（不包括恩來同志、陳雲同志跟鄧小平同志，他們是少壯派），就是做跑龍套工作的。我們不能登台演主角，沒有那個資格了，只能維持維持，幫助幫助，起這麼一個作用。你們不要以為我現在在打退堂鼓，想不幹事了，的確是身體、年齡、精力各方面都不如別人了。我是屬於現狀維持派，靠老資格吃飯。老資格也有好處，因為他資格老。但是能力就不行了，比如寫文章，登台演說，就不行了。同志們也很關心我們這些人，說工作堆多了恐怕不好，這種輿論是正確的。那末，甚麼人當主席、副主席，同志們也可以另外提名，但是按照習慣，暫時就是一個主席、四個副主席。我是準備了的，就是到適當的時候就不當主席了，請求同志們委我一個名譽主席。名譽主席是不是不幹事呢？照樣幹事，只要能夠幹的都幹」；根據毛澤東建議，八大通過之黨章增加一條規定：「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的時候，可以設立中央委員會名譽主席一人。」[12]:57-61 ——主持召開中共七屆七中全會第三次會議講話，1956年9月13日 我們決不可有傲慢的大國主義的態度，決不應當由於革命的勝利和在建設上有了一些成績而自高自大。國無論大小，都各有長處和短處。即使我們的工作得到了極其偉大的成績，也沒有任何值得驕傲自大的理由。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12]:46-47 ——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全國政協禮堂隆重開幕，致開幕詞，1956年9月15日 我們的勝利只有七年。我們的政權專政的職能，即對反革命分子的專政，只剩百分之十了。由於沒有這樣多的反革命分子，所以專政的範圍縮小了。……現在我們的任務是解放生產力。生產力首先需要人。要人們不恐慌，要黨內不恐慌，要民主黨派不恐慌。其次，是保護生產力。[12]:77 ——同英國共產黨代表團談話，1956年9月18日 將來要變成甚麼樣子，是要看發展的。中國也可能犯錯誤，也可能腐化，由現在較好的階段發展到不好的階段，然後又由不好的階段發展到較好的階段。[12]:79-80 ——同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者聯盟代表團談話，1956年9月22日 任何外國的經驗，只能作參考，不能當作教條[16]:307。 ——〈我們黨的一些歷史經驗〉，同拉丁美洲一些黨的代表談話的一部分，1956年9月25日 要勤儉建國，反對舖張浪費，提倡艱苦樸素、同甘共苦[16]:317。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凡是失敗的事，倒霉的事，錯誤，在一定的條件下，會產生好的結果[16]:318。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統一[16]:319。 ——〈在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11月15日 壞事有兩重性，一重是壞，一重是好。這一點，現在很多同志還不清楚[16]:355。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 正確的東西，好的東西，人們一開始常常不承認它們是香花，反而把它們看作毒草[18]:229。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大公報、中國青年報的理論水平高於人民日報及其他京、津、滬各報，值得深省改進。人民日報社論不涉及理論（辯證法、唯物論），足見頭腦里沒有理論的影子，所以該報只能算是第二流報紙。 ——《關於〈人民日報〉等報紙的理論水平的批語》，1957年4月26日 那個十大關係怎麼出來的呢？我在北京經過一個半月，每天談一個部，找了三十四個部的同志談話，逐漸形成了那個十條。如果沒有那些人談話，那個十大關係怎麼會形成呢？不可能形成。[12]:11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58年2月18日 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幹，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12]:339-340 ——寫一篇短文〈介紹一個合作社〉，在6月1日創刊之《紅旗》雜誌上發表，1958年4月15日 準備打金門，直接對蔣，間接對美。因此不要在廣州深圳方面進行演習了，不要去驚動英國人。……請叫空司注意：台灣方面可能出動大編隊空軍（例如幾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擊，奪回金、馬制空權。因此，我應迅即準備以大編隊擊敗之。追擊不要越過金、馬線。[12]:383 ——看廣州軍區8月13日關於在深圳方向進行演習之部署給中央軍委報告，批語彭德懷，1958年8月18日 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台、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活動。台、澎、金、馬要整個回來……我們的方針是孤立美國。他只有走路一條，不走只有被動。要告訴台灣，我們在華沙根本不談台灣問題，只談要美國人走路。蔣不要怕我們同美國人一起整他。……他們同美國的連理枝解散，同大陸連起來，枝連起來，根還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我們全部供應。他的軍隊可以保存，我不壓迫他裁兵，不要他簡政，讓他搞三民主義，反共在他那裏反，但不要派飛機、派特務來搗亂。他不來白色特務，我也不去紅色特務。……照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12]:406-407 ——同新加坡《南洋商報》撰稿人曹聚仁談話，1958年10月13日 我們所説的工作方法，看問題的方法，做事的方法，就是辯證法。講有計劃比例發展，還要講主觀能動性，兩者結合起來講就好了。現在有些人，一講起去年的缺點，講了幾十條，一無是處，這是形上學地看問題。……客觀法則要研究它、認識它、掌握它、熟練地運用它。凡是經過努力可以辦到的事情就要努力辦到，如果不去努力就叫保守主義；不能辦到的就不辦，一定要它辦到就是主觀主義。主觀反映了客觀，就變成了主觀能動性。主觀能動性也有兩種，一種是脫離實際的，這是主觀主義；一種是符合客觀規律的，符合實際的。要區別這兩種情況。凡是違背客觀規律的，就要受挫折。[19]:33-34 ——在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的主要內容，〈關於談哲學等問題給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信〉注釋〔2〕，1959年2月2日 現在我們是取消本位主義的帽子，反對平均主義思想、過分集中思想。這兩個東西是很冒險的，它的性質是冒險主義。[20]:41-4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1959年3月1日 瞞產私分不是本位主義，瞞產私分極其正確，那股風一來，他幸得瞞產。我的思想就不明確。主要責任中央擔，沒有說清楚這個事，以為一篇決議就可以解決了。[20]:4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再次強調所有制問題，等價交換、按勞分配問題，肯定瞞產私分之合理性，並且作自我批評，1959年3月1日 我現在代表五億農民和一千多萬基層幹部說話，搞「右傾機會主義」，堅持「右傾機會主義」，非貫徹不可。你們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傾」，那麼我一個人「右傾」到底，一直到開除黨籍。……六中全會決議就是缺三級管理、隊為基礎這一部分。這是個缺點，這個責任我得擔當起來。原先這個稿子說了，我本人就沒有搞清楚，有責任。[20]:44-45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1959年3月5日 你們不是要天長地久、永遠信佛教嗎？我是不贊成永遠信佛教，但是你們要信，那有什麼辦法！我們是毫無辦法的，信不信宗教，只能各人自己決定。[21]:41 ——〈關於西藏平叛〉，1959年4月15日 中國共產黨並沒有關死門，說達賴是被挾持走的，又發表了他的三封信。……我們希望達賴回來，還建議這次選舉不僅選班禪，而且要選達賴。他是個年輕人，現在還只有二十五歲。假如他活到八十五歲，從現在算起還有六十年，那個時候二十一世紀了，世界會怎麼樣呀？要變的。那個時候，我相信他會回來的。他五十九年不回來，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來。那時候世界都變了。這裡是他的父母之邦，生於斯，長於斯，現在到外國，仰人鼻息，幾根槍都繳了。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比較主動，不做絕了。[20]:50-52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1959年4月15日 他（達賴）如果是想回來，明天回來都可以，但是他得進行改革，得平息叛亂，就是要完全站在我們這方面來。看來，他事實上一下子也很難。[21]:44-45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話，1959年4月15日 為甚麼國家主席候選人是劉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劉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為甚麼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為我們共產黨主持工作，我算一個，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務的。有時候管一點，有時候不管。經常管的是誰呢？是少奇同志。我一離開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這已經是多年了。在延安開始就是如此，現在到北京已經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慶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擔任主席比較適合。同時，朱德同志極力推薦少奇同志。我說，你們對調一下，把少奇同志過去的工作（委員長）請你做，他很高興。在上海會議，在七中全會，就決定這樣做[20]:64。 ——主持召開最高國務會議第十六次會議，最後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主持最高國務會議，1959年4月15日 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閑時少吃，忙時吃干，閑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緊。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緊很緊，而且要抓得及時。機不可失，時不再來。一定要有儲備糧，年年儲一點，逐年增多。經過十年八年奮鬥，糧食問題可能解決。在十年內，一切大話、高調，切不可講，講就是十分危險的。須知我國是一個有六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吃飯是第一件大事。[21]:49 ——〈黨內通信〉，1959年4月29日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鬼是怕它好呢，還是不怕它好？中國的小說裡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們的小說裡也會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說編成一本小冊子。經驗證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沒有鬼了。[21]:49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1959年5月6日 我們不能有兩個重點，我們不能把朋友當敵人，這是我們的國策。幾年來，特別是最近三個月，我們兩國之間的吵架，不過是兩國千年萬年友好過程中的一個插曲而已，值不得我們兩國廣大人民和政府當局為此而大驚小怪。[21]:66-67 ——〈印度不是中國的敵對者，是中國的朋友〉，1959年5月13日 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不迷信甚麼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黨、同志、老師、朋友也，還得承認。[20]:77 ——在韶山對隨同之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說，1959年6月26日 為了幫助犯錯誤的同志改正錯誤，就要仍然把他們當作同志看待，當作兄弟一樣看待，給以熱忱的幫助，給他們以改正錯誤的時間和繼續從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須留有餘地。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過日子。我認為這些都是極為重要的。[19]:453 ——〈機關槍和迫擊炮的來歷及其他〉，1959年8月16日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這一條，我們就同唯心主義劃清界限了。然後還要進一步解決客觀存在能否認識、如何認識的問題。[21]:104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規律，開始總是少數人認識，後來才是多數人認識。就是對少數人說來，也是從不認識到認識，也要經過實踐和學習的過程。任何人開始總是不懂的，從來也沒有什麼先知先覺。[21]:104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認識規律，必須經過實踐，取得成績，發生問題，遇到失敗，在這樣的過程中，才能使認識逐步推進。[21]:104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反覆實踐，反覆學習，經過多次勝利和失敗，並且認真進行研究，才能逐步使自己的認識合乎規律。只看見勝利，沒有看見失敗，要認識規律是不行的。[21]:104-105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本質總是藏在現象的後面，只有通過現象才能揭露本質。[21]:105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一種意識形態成為系統，總是在事物運動的後面。因為思想、識識是物質運動的反映。規律是在事物的運動中反覆出現的東西，不是偶然出現的東西。規律既然反覆出現，因此就能夠被認識。[21]:105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規律自身不能說明自身。規律存在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應當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中來發現和證明規律。不從歷史發展過程的分析下手，規律是說不清楚的。[21]:106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絕對真理包括在相對真理裡面。相對真理的積累，就使人們逐步地接近於絕對真理。不能認為相對真理只是相對真理。不包含任何絕對真理的成分，而到了一天人們忽然找到了絕對真理。[21]:106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量變和質變是對立的統一。量變中有部分的質變，不能說量變的時候沒有質變；質變是通過量變完成的，不能說質變中沒有量變。[21]:107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馬克思這些老祖宗的書，必須讀，他們的基本原理必須遵守，這是第一。但是，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任何國家的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單靠老祖宗是不行的。[21]:109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並根據對必然的認識成功地改造客觀世界。這個必然不是一眼就能看穿看透的。世界上沒有天生的聖人。[21]:118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計劃是意識形態。意識是實際的反映，又對實際起反作用。[21]:119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任何事物的發展都不是直線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發展。我們讀書也是波浪式的，讀書之前要做別的事情，讀了幾個鐘頭以後，要休息，不能無日無夜地讀下去。[21]:120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反對平均主義，是正確的；反過頭了，會產生個人主義。過分懸殊也是不對的。我們的提法是既反對平均主義，也反對過分懸殊。[21]:130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沒有矛盾就沒有運動。社會總是運動發展的。[21]:133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定義是分析的結果，不是分析的出發點。研究問題應該從歷史的分析開始。[21]:139 ——〈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 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21]:277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961年6月12日 兩次鄭州會議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只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志找我談的，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麼能打通呢？……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是平反。[21]:273-277 ——北京中央工作會議結束時發表講話，1961年6月12日 我們有把握的、有成套經驗的還是民主革命。……講到社會主義革命，則不甚了了。……這個問題究竟如何？你們說有了一套了，我還不大相信。不要迷信廣州會議、北京會議搞了一套，認為徹底解決問題了。我看還要碰三年，還要碰大釘子。會不會亡國（蔣介石來，打世界大戰）？不會。會不會遭許多挫折和失敗？一定會。現在遭了挫折和失敗，碰了釘子，但還碰得不夠，還要碰。……搞社會主義我們沒有一套，沒有把握。比如工業，我就不甚了了。計劃工作怎麼搞，現在總搞不好。[20]:277 ——在中央常委和大區負責人會議上講話，1961年8月23日 對我們來說，前途一直是明朗的，至於道路，那是人走出來的。小路是人走出來的，大路也是人開闢出來的。逐步取得經驗，逐步看到光明。……我們第一靠國民黨留下來的工程師、知識分子、技術工人，第二靠蘇聯幫助。我們講蘇聯幫助，指的是新建的工廠，上海就沒有靠蘇聯，蘇聯專家沒有去過，全部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辦學校也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我們自己沒有大學教授。我們連唱戲也不會，要靠國民黨留下來的人。這批人對我們來說是寶貝。……我主要考慮的有哪些問題？首先是國內問題，其次才是國際問題。[20]:279-281 ——在武昌與蒙哥馬利談話，1961年9月23日 革命不是哪裡想幹不想幹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幹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幹。[4]:75 ——與蒙哥馬利談話，1961年9月23日 我對核武器不感興趣。這個東西是不會用的，越造得多，核戰爭就越打不起來。要打還是用常規武器打。[20]:281-282 ——與蒙哥馬利第二次談話，1961年9月24日 風雨送春歸，飛雪迎春到。已是懸崖百丈冰，猶有花枝俏。俏也不爭春，只把春來報。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卜算子·詠梅〉，1961年12月 對於過去走彎路的看法，應該首先由中央負責，然後是省委，然後才是地委、縣委。我到下邊一看，省委說錯誤主要由他們負責，也說到中央，但總是說中央總是正確的英明領導，這不符合事實嘛。這就不能真正得到經驗教訓。這幾年的高指標、高估產、高徵購、高分配和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交通、大辦豬場等，都是中央的。雖然材料是由你們來的，但是誰叫你相信呢？誰叫你購買呢？我們頭腦這個加工廠，沒有了解實情。四高，幾個大辦，供給制，食堂，這些都是錯誤的，做了有損於人民利益的事，為人民服了不好的務。服務服得不好，這是一方面。還要看到，有了這些錯誤，這是我們的寶貴財產。人的認識總有個過程的。問題是認識得慢了一點，時間長了一點。[20]:295-29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上講話，1961年12月20日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裡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21]:320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1963年5月 香港人就是我們中國人。香港是通商要道，如果我們現在就控制它，對世界貿易、對我們同世界的貿易關係都不利。我們不動它並不是永遠不動它，英國現在安心，將來會不安心的。[21]:336-337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國民經濟的兩個拳頭，一個屁股。基礎工業是一個拳頭，國防工業是一個拳頭，農業是屁股。 ——〈在計委領導小組匯報時的一些插話〉，1964年5月11日 打主意，對的多，錯的少一點，就行了。不要總是以為自己對，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裡。[22]:87 ——〈培養無產階級的革命接班人〉，1964年6月16日 勇敢分子也要利用一下嘛！我們開始打仗，靠那些流氓分子，他們不怕死。有一個時期軍隊要清洗流氓分子，我就不贊成。 ——〈中央工作座談會紀要〉，1964年12月20日 地富反壞是後台老闆，四不清幹部是當權派[23]:66 ——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1964年12月20日 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23]:68 ——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同劉少奇發生當面意見衝突，1964年12月20日 好話要聽，這不成問題，好話是愛聽的，問題就是壞話。[23]:72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正確的話同錯誤的話，兩者都要聽。講得正確，當然要聽。講錯了呢？你也得聽下去。他批評你評錯了，有什麼問題呢？自己本身是正確的，人家批評錯了，那就沒有問題，責任在那個批評者嘛。那你也不愛聽？批評正確的要愛聽。自己正確，人家批評的錯了的，那更好聽嘛。[23]:72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在同志中間，不要使人怕。在敵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間那麼兇，使人怕，那不行。我說，有鬼。不然為甚麼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較少一點。[23]:72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將來的事由將來的人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人要比我們聰明，如同資本主義時代的人比封建時代的人要聰明、要好一樣[21]:400。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中國很大，自己要辦的事很多，也很忙。中國也是一個「聯合國」。[21]:405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今後的一千年比過去的一千年可能變化大[21]:406。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猶記當時烽火裡，九死一生如昨。獨有豪情，天際懸明月，風雷磅礡。一聲雞唱，萬怪煙消雲落。[23]:89 ——《念奴嬌·井岡山》，1965年5月 《毛主席語錄》及《最高指示》[編輯]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毛主席語錄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最高指示 詳見：毛主席語錄、最高指示 人民[編輯] 參見：人民 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訂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後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1910年在東山小學堂時，表哥文詠昌曾借給他一套《新民叢報》合訂本；迄今發現最早之政論文字，在其批註於《新民叢報》第四號《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處寫道[4]:18 為什麼出版《政治周報》？為了革命。為什麼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5]:145。 ——主編之《政治周報》在廣州創刊，為該刊撰寫之《〈政治周報〉發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中國必須立即開始實行下列兩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將政治制度上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第二方面，是人民的言論、集會、結社自由。沒有這種自由，就不能實現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動員人民進入抗戰，取得保衛祖國和收復失地的勝利。[24]:256-257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在延安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報告，1937年5月3日[25] 孔子的知（理論）既是不根於客觀事實的，是獨斷的，觀念論的，則其見之仁勇（實踐），也必是仁於統治者一階級而不仁於大眾的，勇於壓迫人民，勇於守衛封建制度，而不勇於為人民服務的。 ——致張聞天信中，談到儒家舊道德之「勇」時，最早提出「為人民服務」，1939年2月20日 一個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這點精神，就是一個高尚的人，一個純粹的人，一個有道德的人，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7]:660。 ——〈紀念白求恩〉，1939年12月21日 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我們在前面已經説過了，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説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對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我們是否廢除諷刺？不是的，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但是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26]:872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正確的口號，這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在公私關係上，就是「公私兼顧」，或叫「軍民兼顧」。我們認為只有這樣的口號，才是正確的口號。只有實事求是地發展公營和民營的經濟，才能保障財政的供給。雖在困難時期，我們仍要注意賦稅的限度，使負擔雖重而民不傷，而一經有了辦法，就要減輕人民負擔，藉以休養民力。[26]:894-895 ——〈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原題為《關於過去工作的基本總結》，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幹部會議上的報告，1942年12月 我們的經驗證明，中國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並不需要什麼長期體驗、教育或「訓政」。中國農民不是傻瓜，他們是聰明的，像別人一樣關心自己的權力和利益。我們並不害怕民主的美國影響，我們歡迎它。 ——在延安與美國外交官謝偉思等人的談話，1944年[27] 我們的共產黨和共產黨所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是革命的隊伍。我們這個隊伍完全是為著解放人民的，是徹底地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張思德同志就是我們這個隊伍中的一個同志。……人總是要死的，但死的意義有不同。中國古時候有個文學家叫做司馬遷的說過：「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還重；替法西斯賣力，替剝削人民和壓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鴻毛還輕。張思德同志是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還要重的。……因為我們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我們如果有缺點，就不怕別人批評指出。不管是什麼人，誰向我們指出都行。只要你說得對，我們就改正。你說的辦法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照你的辦。「精兵簡政」這一條意見，就是黨外人士李鼎銘先生提出來的；他提得好，對人民有好處，我們就採用了。只要我們為人民的利益堅持好的，為人民的利益改正錯的，我們這個隊伍就一定會興旺起來。……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我們還要和全國大多數人民走這一條路。我們今天已經領導著有九千一百萬人口的根據地，但是還不夠，還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們的同志在困難的時候，要看到成績，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們的勇氣。中國人民正在受難，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我們要努力奮鬥。要奮鬥就會有犧牲，死人的事是經常發生的。但是我們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數人民的痛苦，我們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不過，我們應當儘量地減少那些不必要的犧牲。我們的幹部要關心每一個戰士，一切革命隊伍的人都要互相關心，互相愛護，互相幫助。……今後我們的隊伍里，不管死了誰，不管是炊事員，是戰士，只要他是做過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們都要給他送葬，開追悼會。這要成為一個制度。這個方法也要介紹到老百姓那裡去。村上的人死了，開個追悼會。用這樣的方法，寄託我們的哀思，使整個人民團結起來。[26]:1005 ——〈為人民服務〉，在中央警衛團追悼張思德的會上的講演，1944年9月8日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 ——為鄒韜奮逝世題寫輓詞，1944年11月15日 書報簡訊辦得很好，希望繼續努力，為黨即是為人民服務 ——為黨內刊物《書報簡訊》題詞，1944年冬 我們應該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26]:1027 ——〈兩個中國之命運〉，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開幕詞，1945年4月23日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26]:1031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鬥的。緊緊地和中國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為中國人民服務，就是這個軍隊的唯一的宗旨。[26]:1093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一經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產生了新民主主義的整個歷史階段。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思想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在中國人民中產生了新的工作作風，這主要的就是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作風，和人民群眾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作風以及自我批評的作風。[26]:1093-1094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反映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實踐鬥爭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國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的革命鬥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時候，就成為中國人民百戰百勝的武器。中國共產黨正是這樣做了。我們黨的發展和進步，是從同一切違反這個真理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作堅決鬥爭的過程中發展和進步起來的。教條主義脫離具體的實踐，經驗主義把局部經驗誤認為普遍真理，這兩種機會主義的思想都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我們黨在自己的二十四年奮鬥中，克服了和正在克服著這些錯誤思想，使得我們的黨在思想上極大地鞏固了。我們黨現在已有了一百二十一萬黨員。其中絕大多數是在抗日時期入黨的，在他們之中存在著各種不純正的思想。在抗日以前入黨的黨員中，也有這種情形。幾年來的整風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使這些不純正的思想受到了很多的糾正。今後應當繼續這種工作，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精神，更大地展開黨內的思想教育。必須使各級黨的領導骨幹都懂得，理論和實踐這樣密切地相結合，是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顯著標誌之一。因此，掌握思想教育，是團結全党進行偉大政治鬥爭的中心環節。如果這個任務不解決，黨的一切政治任務是不能完成的。[26]:1094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我們共產黨人區別於其它任何政黨的又一個顯著的標誌，就是和最廣大的人民群眾取得最密切的聯繫。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一刻也不脫離群眾；一切從人民的利益出發，而不是從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出發；向人民負責和向黨的領導機關負責的一致性；這些就是我們的出發點。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堅持真理，因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必須隨時準備修正錯誤，因為任何錯誤都是不符合於人民利益的。二十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凡屬正確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相適合，都是聯繫群眾的；凡屬錯誤的任務、政策和工作作風，都是和當時當地的群眾要求不相適合，都是脫離群眾的。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命令主義、尾巴主義、宗派主義、官僚主義、驕傲自大的工作態度等項弊病之所以一定不好，一定要不得，如果什麼人有了這類弊病一定要改正，就是因為它們脫離群眾。我們的代表大會應該號召全黨提起警覺，注意每一個工作環節上的每一個同志，不要讓他脫離群眾。教育每一個同志熱愛人民群眾，細心地傾聽群眾的呼聲；每到一地，就和那裡的群眾打成一片，不是高踞於群眾之上，而是深入於群眾之中；根據群眾的覺悟程度，去啟發和提高群眾的覺悟，在群眾出於內心自願的原則之下，幫助群眾逐步地組織起來，逐步地展開為當時當地內外環境所許可的一切必要的鬥爭。在一切工作中，命令主義是錯誤的，因為它超過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群眾的自願原則，害了急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了解了的東西，廣大群眾也和自己一樣都了解了。群眾是否已經了解並且是否願意行動起來，要到群眾中去考察才會知道。如果我們這樣做，就可以避免命令主義。在一切工作中，尾巴主義也是錯誤的，因為它落後於群眾的覺悟程度，違反了領導群眾前進一步的原則，害了慢性病。我們的同志不要以為自己還不了解的東西，群眾也一概不了解。許多時候，廣大群眾跑到我們的前頭去了，迫切地需要前進一步了，我們的同志不能做廣大群眾的領導者，卻反映了一部分落後分子的意見，並且將這種落後分子的意見誤認為廣大群眾的意見，做了落後分子的尾巴。總之，應該使每個同志明了，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所擁護為最高標準。應該使每一個同志懂得，只要我們依靠人民，堅決地相信人民群眾的創造力是無窮無盡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難也能克服，任何敵人也不能壓倒我們，而只會被我們所壓倒。[26]:1094-1096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有無認真的自我批評，也是我們和其它政黨互相區別的顯著的標誌之一。我們曾經說過，房子是應該經常打掃的，不打掃就會積滿了灰塵；臉是應該經常洗的，不洗也就會灰塵滿面。我們同志的思想，我們黨的工作，也會沾染灰塵的，也應該打掃和洗滌。「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是說它們在不停的運動中抵抗了微生物或其它生物的侵蝕。對於我們，經常地檢討工作，在檢討中推廣民主作風，不懼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實行「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些中國人民的有益的格言，正是抵抗各種政治灰塵和政治微生物侵蝕我們同志的思想和我們黨的肌體的唯一有效的方法。以「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為宗旨的整風運動之所以發生了很大的效力，就是因為我們在這個運動中展開了正確的而不是歪曲的、認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中國最廣大人民的最大利益為出發點的中國共產黨人，相信自己的事業是完全合乎正義的，不惜犧牲自己個人的一切，隨時準備拿出自己的生命去殉我們的事業，難道還有什麼不適合人民需要的思想、觀點、意見、辦法，捨不得丟掉的嗎？難道我們還歡迎任何政治的灰塵、政治的微生物來玷污我們的清潔的面貌和侵蝕我們的健全的肌體嗎？無數革命先烈為了人民的利益犧牲了他們的生命，使我們每個活著的人想起他們就心裡難過，難道我們還有什麼個人利益不能犧牲，還有什麼錯誤不能拋棄嗎？[26]:1096-1097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為八路軍第一二○師第三五九旅第七一九團烈士紀念碑題詞，1945年5月1日 中國共產黨人必須具有全心全意為中國人民服務的精神，必須與工人群眾、農民群眾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廣泛的聯繫。並經常注意鞏固與擴大這種聯繫。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理解黨的利益與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對黨負責與對人民負責的一致性。每一個黨員都必須用心傾聽人民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需要，並幫助他們組織起來，為實現他們的需要而鬥爭。每一個黨員都必須決心向人民群眾學習，同時以革命精神不疲倦地去教育人民群眾，啟發與提高人民群眾的黨悟。中國共產黨必須經常警戒自己脫離人民群眾的危險性，必須經常注意防止和清洗自己內部的尾巴主義、命令主義、官僚主義與軍閥主義等脫離群眾的錯誤傾向。 第二條 凡黨員均有下列義務： （三）為人民群眾服務，鞏固黨與人民群眾的聯繫，了解並及時反映人民群眾的需要，向人民群眾解釋黨的政策。 ——《中國共產黨黨章》總綱 第九自然段，第一次明確了「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的根本宗旨，1945年6月11日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通過 人民靠我們去組織。中國的反動分子，靠我們組織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動的東西，你不打，他就不倒。這也和掃地一樣，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11]:1131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為人民服務 ——為重慶《大公報》報館職工題寫，1945年9月20日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看起來，反動派的樣子是可怕的，但是實際上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力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真正強大的力量不是屬於反動派，而是屬於人民。[11]:1195 ——〈和美國記者安那·路易斯·斯特朗的談話〉，1946年8月6日 帝國主義者的邏輯和人民的邏輯是這樣的不同。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就是帝國主義和世界上一切反動派對待人民事業的邏輯，他們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一條馬克思主義的定律。我們說「帝國主義是很兇惡的」，就是說它的本性是不能改變的，帝國主義分子決不肯放下屠刀，他們也決不能成佛，直至他們的滅亡。鬥爭，失敗，再鬥爭，再失敗，再鬥爭，直至勝利——這就是人民的邏輯，他們也是決不會違背這個邏輯的。這是馬克思主義的又一條定律。俄國人民的革命曾經是依照了這條定律，中國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這條定律。[11]:1486-1487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為新華社寫的對於美國國務院白皮書和艾奇遜信件的評論，1949年8月14日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中央軍委工程學校（簡稱「軍委工校」）請題詞，1949年11月27日 為人民服務 ——出訪蘇聯期間接見在蘇聯學習的革命烈士後代，烈士郭亮之子郭志成請題詞，1950年初 努力學習，學好後再做工作，為人民服務 ——衛士長李銀橋到中直機關幹部文化補習學校學習，臨行前在李銀橋的筆記本第一頁上題寫，1950年7月 人民群眾有無限的創造力。他們可以組織起來，向一切可以發揮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門進軍，向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替自己創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業。[16]:253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1955年9月、12月 力量小的，同人民聯繫的，強；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16]:290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1956年7月14日 客觀形勢已經發展了，社會已從這一個階段過渡到另一個階段，這時階級鬥爭已經完結，人民已經用和平的方法來保護生產力，而不是通過階級鬥爭來解放生產力的時候，但是在思想上卻沒有認識這一點，還要繼續進行階級鬥爭，這就是錯誤的根源[12]:77。 同義大利共產黨代表團談話，1956年9月22日 人民內部的矛盾可以而且應該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獲得解決，從而在新的條件下得到新的團結。當然，實際生活的情況是複雜的。[12]:147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日 為著維持社會秩序之目的而發佈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說服教育，單靠行政命令，許多時候就行不通。何況政府與人民之間或者各部分人民之間已經發生矛盾，不去調查研究矛盾的情況，討論解決的方法，單靠行政命令，會有甚麼效力呢？至於人們精神世界的問題，例如藝術、科學、哲學、宗教等，那就更加不能採用強制方法了。[12]:214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自修稿第二次稿補充，1957年5月8日 共產黨就是要奮鬥，就是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為人民服務。 ——針對有些幹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少了」，1957年 我們的同志不要被大學問家、權威、名人嚇倒。要敢想、敢說、敢做。……勞動人民蘊藏著的創造性、積極性很豐富，過去就是上層建築——黨和政府不提倡，或提倡不夠，壓制住了，沒有爆發出來。現在開始看見勞動人民、六億人口的這種創造性。去冬今春才開始爆發出來。我們現在的辦法是揭蓋子，破除迷信，讓勞動人民的積極性都爆發出來。……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不要怕馬克思。[12]:344-346 ——以「破除迷信」為題，在中共八屆二次會議上第一次講話，1958年5月8日 有捆人，打人，就是還有封建殘餘，是對敵我界限和人民內部矛盾的相互關係沒有搞清楚。一捆、二打、三罵、四鬥，不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20]:11 ——在中共河北省委負責人彙報徐水工作時談話紀要，1958年10月21日 全國災情，照樣公開報道，喚起人民全力抗爭。一點也不要隱瞞。政府救濟，人民生產自救，要大力報道提倡。工業方面重大事故災害，也要報道，講究對策。[21]:74 〈如實公開報道災情〉，1959年6月20日 我希望同志們勉為其難，為黨擔負這些擔子，為人民艱苦地服務。 ——批語，1959年 戰敗了，殖民地都沒有了，這對日本有利。日本人民、革命的政黨應當了解，這個失敗不是恥辱，對壟斷資本來說是恥辱，對人民來說是勝利。打敗仗是不是好事情，是不是恥辱，你們應當展開爭論。[21]:245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我看一個國家的人民，沒有外力的壓迫是不會覺悟的。[21]:245 ——〈日本人民鬥爭的影響是很深遠的〉，1961年1月24日 受壓迫的人民自己總是要起來的。[21]:336 ——〈受壓迫的人民總是要起來的〉，1963年8月9日 勤學苦練，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題詞，1964年 加強學習，力求進步，好好為人民服務 ——為湖南省委接待處工作人員郭國群題詞，1965年5月 好好學習，努力為人民服務 ——為人民大會堂工作人員高殿英題詞，1965年7月 學習白求恩，學習雷鋒，為人民服務 ——為廬山療養院鍾學坤題詞，1965年8月 為全中國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務 ——為慶祝人民廣播事業創建20周年題詞，1965年9月15日 人類[編輯] （孫中山）絕對是為了「救苦」，絕對不是為了「發財」：絕對是使人類從壓迫階級解放出來，絕對不是為了準備做新的壓迫階級。[28]:28-29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1925年冬 「文藝的基本出發點是愛，是人類之愛。」愛可以是出發點，但是還有一個基本出發點。愛是觀念的東西，是客觀實踐的產物。我們根本上不是從觀念出發，而是從客觀實踐出發。我們的知識分子出身的文藝工作者愛無產階級，是社會使他們感覺到和無產階級有共同的命運的結果。我們恨日本帝國主義，是日本帝國主義壓迫我們的結果。世上決沒有無緣無故的愛，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恨。至於所謂「人類之愛」，自從人類分化成為階級以後，就沒有過這種統一的愛。過去的一切統治階級喜歡提倡這個東西，許多所謂聖人賢人也喜歡提倡這個東西，但是無論誰都沒有真正實行過，因為它在階級社會裡是不可能實行的。真正的人類之愛是會有的，那是在全世界消滅了階級之後。階級使社會分化為許多對立體，階級消滅後，那時就有了整個的人類之愛，但是現在還沒有。我們不能愛敵人，不能愛社會的醜惡現象，我們的目的是消滅這些東西。這是人們的常識，難道我們的文藝工作者還有不懂得的麼？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事物總是發展的。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即辛亥革命，到今年，不過四十五年，中國的面目完全變了。再過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進到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中國的面目更要大變。中國將變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工業國。中國應當這樣。因為中國是一個具有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土地和六萬萬人口的國家，中國應當對於人類有較大的貢獻。而這種貢獻，在過去一個長時期內，則是太少了。這使我們感到慚愧。 ——《紀念孫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 計劃生育，也來個十年規劃。少數民族地區不要去推廣，人少的地方不要去推廣。就是在人口多的地方，也要進行試點，逐步推廣，逐步達到普遍計劃生育。計劃生育，要公開作教育，無非也是來個大鳴大放、大辯論。人類在生育上頭完全是無政府狀態，自己不能控制自己。將來要做到完全有計劃的生育，沒有一個社會力量，不是大家同意，那是不行的。[16]:471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人類總得不斷地總結經驗，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停止的論點，悲觀的論點，無所作為和驕傲自滿的論點，都是錯誤的。其所以是錯誤的，因為這些論點，不符合大約一百萬年以來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事實，也不符合迄今為止我們所知道的自然界（例如天體史，地球史，生物史，其他各種自然科學史所反映的自然界）的歷史事實。[29] 〈關於總結經驗的指示〉，1964年12月13日 對客觀必然規律不認識而受它的支配，使自己成客觀外界的奴隸，直至現在以及將來，乃至無窮，都在所難免。認識的盲目性和自由，總會是不斷地交替和擴大其領域，永遠是錯誤和正確並存。不然，發展也就會停止了，科學也就會不存在了。要知道，錯誤往往是正確的先導，盲目的必然性往往是自由的祖宗。人類同時是自然界和社會的奴隸，又是它們的主人。這是因為人類對客觀物質世界、人類社會、人類本身（即人的身體）都是永遠認識不完全的。如果説有一天認識完全了，社會全善全美了（如神學所説那樣），那就會導致絕對的主觀唯心論和形上學，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的世界觀。[21]:326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重讀自己的舊作《長岡鄉調查》時寫的一個批註，1965年[21]:327 女人[編輯] 你們要中國女人嗎？我們可以給你們一千萬。……這麼一來，她們會讓你們的國家充滿災難，損害你們的利益，我們國家的女人太多了……她們會生小孩，而我們的小孩已經太多了。 ——會見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時作出上述建議，1973年2月17日（可見於美國國務院公布的1973至1976年的解密外交檔案） 生活[編輯] 我因易被感情驅使，總難厲行規則的生活。 ——〈致黎錦熙信〉，1920年6月7日 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只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面性。[18]:451-452 ——〈一個教訓〉，手稿，1958年11月25日 中國不僅要自己料理自己，自己過生活，還應該對別的國家和民族進行幫助，對世界有些益處。和別的國家互相幫助，發展經濟關係，尤其是我們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國家之間互相了解、交流經驗，很有必要。搞經濟關門是不行的，需要交換。[21]:71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平等[編輯] 馬克思主義關於平等、民主、說服和人們相互關係、打成一片的思想，沒有發揮。人們在勞動中的關係，應當是平等的關係，是領導和群眾打成一片的關係。[12]:360 ——在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1958年8月21日 自由[編輯] 沒有民主自由，便不能鞏固已經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強國內的團結[24]:256。 ——〈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5月3日 「自由民主的中國」將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各級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無記名的選舉所產生，並向選舉它的人民負責。它將實現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則與羅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將保證國家的獨立、團結、統一及與各民主強國的合作。 ——〈答路透社記者甘貝爾問〉，1945年9月27日，甘貝爾問：中共對「自由民主的中國」的概念及界說為何？[30] 只要不是敵人，那末就是人民，在這個範圍之內就不是專政的問題，不是誰向誰專政的問題。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專政，因為這些人有言論自由，有集會自由，有結社自由，有遊行示威自由。所有這些是憲法上寫了的，這是民主的問題。……有些地方傷了人，現在不要搞那麼樣的改造。努力學習，除業務之外，除專業之外，在思想上有所進步，政治上也有所進步，學點馬克思主義，學點時事，學點政治，這個東西很有必要。如果沒有這個東西，就沒有靈魂。……我看人類自己最不會管理自己。對於工廠的生產，生產布匹，生產桌椅板凳，生產鋼鐵，他有計劃。對於生產人類自己就是沒有計劃，就是無政府主義，無政府，無組織，無紀律。……新生力量要被社會承認，要經過艱苦奮鬥。社會主義社會不同一些，但是還是有許多新東西是受壓抑的，碰上官僚主義者，碰到頑固派。……我說人民內部經常不斷地發生矛盾，罷工、罷課，農民打扁擔，去年有，今年還會有，以前幾年就有，不能都歸咎於匈牙利事件，說匈牙利事件一來，中國的事情就不好辦了。關於這個問題，我搞了四條辦法，大家看對不對。第一，克服官僚主義，適當地處理矛盾，使其不鬧；第二，要鬧就讓他鬧；第三，要鬧就讓他鬧夠；第四，除個別人以外，一般不要開除。我看將來問題還多。人心不齊，幾億人口，中間許多人會跟我們的想法不同，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就是我們的工作人員，許多人文化水平不高。就是文化高的人，也不見得不犯錯誤，有時知識分子犯起錯誤來還要更厲害。[12]:156-164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1957年2月27日 所謂有公民權，在政治方面，就是說有自由和民主的權利。但是這個自由是有領導的自由，這個民主是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是無政府狀態。[16]:367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1957年2月27日 民主屬於上層建築，屬於政治這個範疇。這就是說，歸根結蒂，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自由也是這樣。民主自由都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都是在歷史上發生和發展的。[16]:368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報告，1957年2月27日 我們辦農業、工業的經驗還很不足，一年、二年積累經驗，再過十年，客觀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們認識，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就自由了。什麼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認識。[31] 〈黨內通信：致六級幹部的公開信〉，1959年4月29日 必須從實踐出發，從建設社會主義這個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到逐步地克服盲目性、認識客觀規律、從而獲得自由，在認識上出現一個飛躍，到達自由王國。[21]:300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21]:306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好處[編輯] 中國好處是人多，壞處也是人多。 ——〈接見全國學聯委員時的講話〉，1957年2月 這要有分析。冷戰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壞的一面是它有可能轉為熱戰。……好的一面是有可能轉為和平共處。……我們説有好處，因為美國製造緊張局勢，就製造更多反對它的人，例如在南朝鮮、日本、土耳其以及拉丁美洲，很多國家都反對美國人的控制。這是美國人自己造成的。[21]:182 ——〈同蒙哥馬利的談話〉，1960年5月27日 和平[編輯] 這種世界主義，就是四海同胞主義，就是願意自己好也願意別人好的主義，也就是所謂社會主義……我覺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並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採，單要採這個恐怖的方法……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用和平方法去達共產目的……我對於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的主義，以及德謨克拉西主義，依我現在的看法，都只認為於理論上說得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5]:74。 ——寫長信給蔡和森，蕭子升和其他在法會友，回答蔡和森、蕭子升等提出關於新民學會之方針、方法之意見，表明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12月1日 ㈠時局變化，抗日階段結束，和平建設階段開始；㈡我黨口號是和平、民主、團結；㈢大城市進行和平、民主、團結的工作，爭取我黨的地位，不取軍事占領政策；㈣力爭占領小城市及鄉村；㈤中央正向重慶談判，避免內戰，實現和平建國；㈥蔣介石困難甚多，加上國內外壓力，可能贊成和平建國；㈦江南、江北我軍主力各就現地集結整訓，恢復疲勞，養精蓄鋭，準備於頑軍進攻時，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之（不要輕打，打則必勝，每次消滅其一部，各個擊破之），打得幾個大勝仗，威震大江南北，對於促成國共談判非常有利，頑軍亦不敢輕視你們；㈧一切作持久打算，依靠人民。[32]:12 ——致電饒漱石、張雲逸、賴傳珠並轉粟裕、葉飛，1945年8月24日 我方對於政治會議的方針是，繼續堅持和平政策，堅持通過談判協商和平解決朝鮮問題，並進一步爭取和平解決遠東其他問題，以緩和國際的緊張局勢。[12]:85 致電金日成，提出中國對雙方分別派代表召開政治會議之意見，1953年8月15日 目前法國人民要求經過和談結束越南戰爭的壓力愈來愈大，法國統治階級中一部分人也認為侵越戰爭得不償失，主張和談，拉尼埃也兩次正式表示願意談判；但是美帝從朝鮮停戰後便企圖使侵越戰爭擴大化，脅迫法帝打到底。在這個時候，越南民主共和國政府正式表示願意用和平協商方式解決越南戰爭，是需要的，合時宜的。只有這樣，才能把和平旗幟抓在我們手裡，更進一步鼓勵法國及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積極鬥爭，揭穿法國反動派說越南不要和平，把戰爭責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陰謀。也只有這樣，才能利用和擴大法美之間的矛盾。[12]:90-91 致電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勢，1953年11月23日 緩和國際緊張局勢，不同制度的國家可以和平共處，這是蘇聯提出的口號，也是我們的口號，現在變成艾登他們口裡的話了，變成尼赫魯他們口裡的話了，他們也講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就是很大一個變化。這種變化，估計再有一個時期，只要東南亞這個問題和下來之後，會有個促進。所以，整個形勢應當說是比較過去大為好轉。[12]:96-98 ——周恩來一行回到北京，當晚在中南海住處召開會議，聽取周關於日內瓦會議進展情況之報告，1954年7月6日 一、爭取恢復印度支那和平。二、開始建立東南亞和平區域，建立合作並發展它，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或集體和平公約。三、與英國改善關係，爭取建立正式外交關係。四、爭取與法國改善關係，建立邦交。五、爭取與美國政府改善某些關係——孤立與分化。六、團結一切願意和平的力量（包括政府在內），孤立和分化美國。七、國內要團結，支持代表團，爭取外交勝利。八、國內統一戰線的發展和鞏固。有人懷疑圈子越搞越小，並非如此。九、國際和平統一戰線。十、增強警惕。敵人要破壞和分裂我們的國內聯盟和與蘇新國家（蘇聯和東歐新民主國家）的和平聯盟。門大開了，要團結、警惕。十一、增強外交工作陣營。為保衛建設和工業化，沒有外交陣營的發展是不可能的。[12]:100-101 ——在一屆全國政協常委會第五十七次會議上講話要點，1954年7月8日 中國有希望就是了。這還要靠你們幫助，靠世界上愛好和平人民的幫助，最主要的是保持和平環境，這是大家的最大利益。你們要和平，我們也是這樣。[21]:73 〈經濟建設是科學，要老老實實學習〉，1959年6月11日 對。不管美國承認不承認我們，不管我們進不進聯合國，世界和平的責任我們是要擔負的。我們不會因為不進聯合國就無法無天，像孫悟空大鬧天宮那樣。我們要維持世界和平，不要打世界大戰。我們主張國與國之間不要用戰爭來解決問題。但是，維持世界和平不但中國有責任，美國也有責任。解決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這點我們是要堅持的。雖然如此，我們不打。[21]:217 ——〈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22日 突然大談和平解決。送總理閱。請外交部研究一下，印度領導人過去幾天，是否有過十八日這種論調。[20]:367 ——從當天《參考資料》上看到，印度總理和總統在11月18日講話中都說希望通過和平談判解決中印邊界衝突，當即在《參考資料》第五四〇六期上批示，1962年11月19日 中國要和平。凡是講和平的，我們就贊成我們不贊成戰爭。但是，對被壓迫人民的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我們是支持的。[21]:378 ——〈支持被壓迫人民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1964年6月23日 社會[編輯] 政治組織是以社會組織做基礎，無社會組織決不能有政治組織，有之只是虛偽。大國家是以小地方做基礎，不先建設小地方，決不能建設大國家。 ——刊《毛澤東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07頁 我們這四千年文明古國，簡直等於沒有國。……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干甚麽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中國人有甚麽多大的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甚麽大不了的關係？推究原因，吃虧就在這『中國』二字，就在這中國的統一。現在唯一救濟的方法，就在解散中國，反對統一。我的理由，不是段琪瑞的統一論，也不是章太炎孫洪伊的法律論，我只為要建設一個將來的真中國，其手段便要打破現在的假中國。 ——〈反對統一〉，刊《時事新報》，1920年10月10日 要想使「輿論一律」是不可能的，也是不應該的。只有充分地發揚先進的東西去克服落後的東西，才能使社會前進。 〈駁「輿論一律」〉，1955年5月 從現在起，五十年內外到一百年內外，是世界上社會制度徹底變化的偉大時代，是一個翻天覆地的時代，是過去任何一個歷史時代都不能比擬的。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必須準備進行同過去時代的鬥爭形式有著許多不同特點的偉大的鬥爭。為了這個事業，我們必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具體實際，並且同今後世界革命的具體實際，盡可能好一些地結合起來，從實踐中一步一步地認識鬥爭的客觀規律。[21]:302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是從天上掉下來的嗎？不是。是自己頭腦里固有的嗎？不是。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社會的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而代表先進階級的正確思想，一旦被群眾掌握，就會變成改造社會、改造世界的物質力量。人們在社會實踐中從事各項鬥爭，有了豐富的經驗，有成功的，有失敗的。無數客觀外界的現象通過人的眼、耳、鼻、舌、身這五個官能反映到自己的頭腦中來，開始是感性認識。這種感性認識的材料積累多了，就會產生一個飛躍，變成了理性認識，這就是思想。這是一個認識過程。這是整個認識過程的第一個階段，即由客觀物質到主觀精神的階段，由存在到思想的階段。這時候的精神、思想（包括理論、政策、計劃、辦法）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外界的規律，還是沒有證明的，還不能確定是否正確，然後又有認識過程的第二個階段，即由精神到物質的階段，由思想到存在的階段，這就是把第一個階段得到的認識放到社會實踐中去，看這些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是否能得到預期的成功。一般的說來，成功了的就是正確的，失敗了的就是錯誤的，特別是人類對自然界的鬥爭是如此。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人們的認識經過實踐的考驗，又會產生一個飛躍。這次飛躍，比起前一次飛躍來，意義更加偉大。因為只有這一次飛躍，才能證明認識的第一次飛躍，即從客觀外界的反映過程中得到的思想、理論、政策、計劃、辦法等等，究竟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此外再無別的檢驗真理的辦法。而無產階級認識世界的目的，只是為了改造世界，此外再無別的目的。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就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現在我們的同志中，有很多人還不懂得這個認識論的道理。問他的思想、意見、政策、方法、計劃、結論、滔滔不絕的演說、大塊的文章，是從哪裡得來的，他覺得是個怪問題，回答不出來。對於物質可以變成精神，精神可以變成物質這樣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飛躍現象，也覺得不可理解。因此，對我們的同志，應當進行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的教育，以便端正思想，善於調查研究，總結經驗，克服困難，少犯錯誤，做好工作，努力奮鬥，建設一個社會主義的偉大強國，並且幫助世界被壓迫被剝削的廣大人民，完成我們應當擔負的國際主義的偉大義務。[21]:320-321 ——〈人的正確思想是從哪裡來的？〉，1963年5月，是審閱《中共中央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稿時在十個問題前面加寫的一段文字[21]:322 社會主義[編輯] 殺一兩個人封閉一兩個工會，固然是損失，但並不因此停止他們必須的活動，而政府方面受通國的責難……工人所希望的是社會主義，因為社會主義確於工人有利。但中國目前尚難做到，目前政治，自然以民治主義為原則。至官廳文告常有工人盛倡無政府主義之語，全違事實。工人並不信仰無政府主義[5]:106-107。 ——以湖南全省工團聯合會總幹事身份，率領粵漢鐵路、泥木、理發、鉛印活版等11個工會之代表郭亮、任樹德、羅學瓚等20餘人，於11日會見長沙縣知事周瀛干、省警察廳長石成金，12日會見省政務廳長吳景鴻，13日會見省長趙恆惕，就10個問題進行交涉，1922年12月11日至13日 八屆十中全會指出，在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整個歷史時期，在由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的整個歷史時期（這個時期需要幾十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存在著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這兩條道路的鬥爭。[33]:653-654 ——1962年9月24日講話加以整理，並經修改審定 事實[編輯] 所以，說有所改變是正確的，說基本改變了是不符合事實的。你說人的精神面貌改變了，這是合乎事實的。革命工作的結果，把人解放出來了。[21]:216 ——〈同斯諾的談話〉，1960年10月22日 軍事[編輯] 以後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 ——在中央緊急會議（即八七會議）[4]:140著重強調，是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4]:141，1927年8月7日 一、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二、此外尚有兩條路︰①上山；②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4]:137。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搜捕和屠殺，1927年7月4日 金門炮擊，從本日起，再停兩星期，藉以觀察敵方動態，並使金門軍民同胞得到充分補給，包括糧食和軍事裝備在內，以利他們固守[12]:405。 ——以國防部長彭德懷名義發給福建前線部隊，公開登載在當天《人民日報》，1958年10月13日 目前策略，應是軍事上採守勢，政治上採攻勢。目的是分化上層，爭取盡可能多的人站在我們一邊，包括一部分活佛、喇嘛在內，使他們兩派決裂；教育下層，準備群眾條件。[20]:49-50 ——正在武昌，指示西藏工委，1959年3月12日 科學[編輯] 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嚮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24]:99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給林彪的一封信，1930年1月5日 時代[編輯] 一方最急進的共產派和緩進的研究系知識派商人派都為了推倒共同敵人和國民黨合作，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一方就是反動的軍閥派。中國政治的結局是民主派戰勝軍閥派，但目前及最近之將來一個期內，中國必仍然是軍閥的天下……這個期內是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是必然成功一種極反動極混亂的政治的。但政治癒反動愈混亂的結果，是必然要激起全國國民的革命觀念，國民的組織能力也會要一天進步一天。……我們只知道現在是混亂時代，斷不是和平統一時代，政治是只有更反動更混亂的；但這是和平統一的來源，是革命的生母，是民主獨立的聖藥，大家不可不知道。[5]:112 ——在《新時代》創刊號發表《外力、軍閥與革命》，1923年4月10日 對於過去時代的文藝形式，我們也並不拒絕利用，但這些舊形式到了我們手裡，給了改造，加進了新內容，也就變成革命的為人民服務的東西了。[26]:855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時局[編輯] 「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24]:102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名《時局估量和紅軍行動問題》，是紅四軍收到中共中央的「二月來信」，收到林彪的信後回復的一封公開信，1930年1月5日 馬克思[編輯] 歷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墨子是一個勞動者，他不做官，但他是一個比孔子高明的聖人。孔子不耕地，墨子自己動手做桌子、椅子。歷史上幾千年來做官的不耕田，讀書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國黨政軍學，辦黨的，做官的，大家幹起來，那還不是一個新的中國嗎？………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中心的一條就是不勞動者不得食。 ——在抗大生產運動初步總結大會上的講話（「不勞動者不得食」的社會主義按勞分配原則相當於墨家的信條「賴其力者生，不賴其力者不生」），1939年4月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11]:1471。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變種：「馬克思主義千條萬條，歸納起來就是一條——『革命無罪』；毛澤東思想千句萬句，總結起來就是一句——『造反有理』。」 你這個説法不對。……忙於工作，沒有充分的時間研究理論問題[21]:1。 ——〈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同智利《最後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談話[21]:6。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認為毛澤東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論家，只有列寧和毛澤東的理論著作最好[21]:1。 你這個講法不合適，馬列主義至今未變。唯物主義並不等於馬列主義，在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前就已經有唯物主義，資產階級曾經發揮了唯物主義，例如法國的唯物主義。辯證法也不是馬克思發現的，例如德國過去有唯心辯證法。馬克思是改造了這兩種東西。他把唯物主義改造成為辯證唯物主義，認為世界是聯繫的、發展的。為什麼會有發展呢？因為有矛盾存在。他把辯證法改造成為唯物辯證法。唯物辯證法是正確反映客觀世界的辯證法，這與德國黑格爾的唯心辯證法不同。至於馬克思、列寧關於個別問題的結論做得不合適，這種情況是可能的，因為受當時條件的限制，例如馬克思關於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結論[21]:1-2。 ——〈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同智利《最後一點鐘》報社社長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談話[21]:6。阿圖羅·馬特·阿歷山德里問毛澤東，馬列主義中屬於認識論的唯物主義是普遍的真理，屬於具體實用的而必須在實踐中加以考察的學説是否需要不斷改變[21]:1？ 馬克思主義是不怕批評的，馬克思主義如果能夠批評倒，能夠證明馬克思主義不是真理，那末這個東西就不行了。所以，不存在馬克思主義可不可以批評的問題。……老幹部如果批評倒了，那就是該批評的。怕批評，總是有弱點就是了。我看，老幹部、新幹部都有弱點，弱點方面都應該批評，並且要成為一種習慣。人民範圍內的事，人民是有批評的權利的。……現在工作方法已經改了，是小民主。但有些地方不實行小民主，任何民主都沒有，橫直是官僚主義。這樣逼出一個大民主來了，於是乎罷工、罷課。我們不提倡罷工、罷課，提倡在人民範圍之內的問題使用批評的方法來解決。如果個別地方官僚主義十分嚴重，在這樣一種範圍內允許罷工、罷課。我們把罷工、罷課、遊行、示威、請願等，看作是克服人民內部矛盾，調整社會秩序的一種補充方法。……技術觀點是好的，就是要發展科學技術，要有科學技術觀點，要發展到大家都熱心。但是，不要搞單純技術觀點。希望我們的同志們關心新的政治，關心新的大局。我們有些所謂的思想工作、政治工作、教育工作使人不能接受，無非是一種教條主義的，沒有說服力，引不起他們的興趣。所以，應該改善我們這個政治工作。[12]:165-166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結束時講話，1957年3月1日 我長期也是資產階級世界觀。開頭相信孔夫子，後頭相信康德的唯心論。什麼馬克思，根本不知道。我相信華盛頓，相信拿破崙。後頭還是蔣介石幫了忙，一九二七年他殺人了[3]:171。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 唯物辯證法[編輯]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反中子 一個矛盾克服了，又一個矛盾產生了。在任何時間、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總是有矛盾存在的，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18]:66 ——〈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世界上有好的東西，也有壞的東西，自古以來是這樣，一萬年後也會是這樣。正因為世界上有壞的東西，我們才要改造，才要做工作。但是我們不會把一切都做好，否則我們的後代就沒有工作可做了。[18]:69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一分為二，這是個普遍的現象，這就是辯證法。[16]:498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言的節錄，1957年11月18日 問三歲小孩子，你媽媽是狗還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這就是小孩的判斷。媽媽是個別的，人是一般的，這裡面有同一性，這是個別與普遍的對立統一。這就是辯證法。所以說，三歲小孩也懂得矛盾統一，懂得辯證法。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第二次講話，1958年5月17日 中國人是很懂得辯證法的。結婚可以生小孩，母親分裂出小孩來，是個突變，是喜事。一個人分裂出三個兩個，甚至十個八個，象航空母艦一樣。 ——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作第三次講話，1958年5月20日 楊獻珍提出「合二為一」，説綜合是兩種東西不可分割地聯繫在一起。世界上有什麼不可分割的東西？有聯繫，總要分割的，沒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在北戴河約集康生、陳伯達、關鋒、吳江、龔育之、邵䥫真等座談，1964年8月18日 據徐濤的回憶：1953年，20多歲的徐濤被分到毛澤東主席身邊當保健醫生，跟主席在菊香書屋前面的小院子散步時，談到了物質結構的問題。毛主席說：「墨子在公元前5世紀就提出『端』是組成物質的最小成分，比外國人提得早。」問徐濤：「『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句話你聽說過嗎？」徐濤說不知道。主席說：「這齣自《莊子》。據說古希臘人德謨克利特是原子論的主要代表。在古希臘文里，原子就是不可分割的含義。古代化學家為了適應封建帝王的要求，搞點石成金或煉長生不老丹，都走了邪路，所以對原子的理論沒有深入，直到18世紀還一直認為原子就不能再分了。」又問徐濤：「後來『原子不可分』的論點又是怎麼打破的？」徐濤簡單地向主席介紹了門捷列夫的「周期率」以及居里夫婦對放射性元素的研究，都不斷證明原子內部還有著更複雜的結構。主席聽完，用肯定的語氣講道：「你看他們的頭腦就是好獨立思考，不跟別人腦子走，不信原來多年的成說，不怕名人權威。」當徐濤講到盧瑟福的原子構造理論時，主席說：「正是此人發現原子是由原子核和電子組成，還是此人提出原子核是由質子和不帶電的中子組成的設想。」接著，主席又提出問題：「你說這質子、中子還能再分嗎？」主席很肯定地說：「不管你信不信，反正物質無限可分，我信！」 1955年1月15日，在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上和錢三強談話時正式提出物質無限可分的思想。問：「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質子組成的嗎？」錢隨口答：「是這樣。」又問：「那質子、中子又是由什麼東西組成的呢？」錢只好照實答：「這個問題正在探索中。根據現在研究的成果，質子、中子是構成原子核的基本粒子。所謂基本粒子，就是最小的，不可再分的。」略加思考後說：「我看不見得。從哲學的觀點來看，物質是無限可分的。質子、中子、電子，也應該是可分的，一分為二，對立統一嘛！不過，現在實驗條件不具備，將來會證明是可分的。你們信不信？你們不信，反正我信。」 （這是一位政治家的哲學預言。英國理論物理學家保羅·狄拉克在他的1933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獎演說中預言了反質子的存在。1955年，美國物理學家埃米利奧·塞格雷和歐文·張伯倫通過粒子加速器實驗發現反質子，二人因此獲195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56年，美國物理學家布魯斯·考克又發現了反中子。） 1963年8月，《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復刊第一期刊登了從俄文轉譯的日本物理學家坂田昌一的文章《基本粒子的新概念》，該文提出基本粒子並非最後不可分。主席看後，極為讚賞。8月18日，主席在北戴河同幾位哲學工作者談話，提到坂田昌一的論文，並闡發了物質無限可分的思想。8月24日，主席又將周培源、于光遠請到中南海，談到了坂田昌一的文章。 世界是無限的。世界在時間上、在空間上都是無窮無盡的。在太陽系外有無數個恆星，太陽系和這些恆星組成銀河系。銀河系外又有無數個「銀河系」。宇宙從大的方面看來無限的。宇宙從小的方面看來也是無限的。不但原子可分，原子核也可分，電子也可以分，而且可以無限地分割下去。莊子講「一尺之捶，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對的。因此，我們對世界的認識也是無窮無盡的。要不然物理學這門科學就不再會發展了。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有盡的，我們已經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21]:389 〈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 人對事物的認識，總要經過多少次反覆，要有一個積累的過程。要積累大量的感性材料，才會引起感性認識到理性認識的飛躍。[21]:389 〈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 據龔育之的回憶：1964年8月18日下午，在北戴河中央開會的地方的一間大房子裡，同龔育之等幾個哲學工作者談話。說：「列寧講過，凡事都可分。舉原子為例，不但原子可分，電子也可分。可是從前認為原子不可分。原子核分裂，這門科學還很年輕，才二三十年。近幾十年來，科學家把原子核分解了。有質子、反質子，中子、反中子，介子、反介子，這是重的，還有輕的。至於電子同原子核可以分裂，那早就發現了。電線傳電，就利用了銅、鋁的外層電子的分離。離子層，在地球上空幾百公里，那裡電子同原子核也分離了。電子本身到現在還沒有分裂，總有一天能分裂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這是個真理。不信，就試試看。如果有竭，就沒有科學了。世界是無限的。時間、空間，是無限的。空間方面，宏觀、微觀，是無限的。物質是無限可分的。所以科學家有工作可做。一百萬年以後也有工作可做。聽了些說法，看了些文章，很欣賞《自然辯證法研究通訊》上坂田昌一的文章，以前沒有看到過這樣的文章，是辯證唯物主義者，引了列寧的話。」 據于光遠的回憶：1964年8月，在北京友誼賓館舉行國際科學討論會，日本來了一個既有自然科學家又有社會科學家參加的代表團，團長就是坂田昌一。8月19日，接見各國代表團。由於坂田在整個到會的科學家中間的學術地位是最高的，到會的科學家與毛澤東第一個握手的就是坂田。在握手時，對坂田說了一句話：「你的文章寫得很好。」1964年8月24日下午，主席接見于光遠和周培源，要周培源講講基本粒子是怎麼一回事。周培源講了五六分鐘比原子更小的粒子。他一面拿著畫原子核和核外電子的示意圖，一面講解。講到過一個觀點：「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東西都有它的發生、發展與滅亡。每一個人都要死，因為他是發生出來，人類是發生出來的，因此人類也會滅亡。地球是發生出來的，地球也會滅亡。不過，我們說的人類滅亡、地球滅亡，同基督教講的世界末日不一樣。我們說人類滅亡、地球滅亡，是說有比人類更進步的東西來代替人類，是事物發展到更高階段。」[34] 晚年在會見旅美華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李政道時討論了基本粒子問題。 1976年主席逝世後，1977年在夏威夷舉行的第七屆粒子物理學討論會上，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謝爾登·李·格拉肖提議：「夸克和輕子是否都有共同的更基本的組成部分呢？許多中國物理學家一直是維護這種觀念的。我提議把構成物質的所有這些假設的組成部分命名為『毛粒子』（Maons），以紀念已故的毛主席，因為他一貫主張自然界有更深的統一。」。 國家[編輯] 何時轉變，應以是否具備了轉變的條件為標準，時間會要相當地長。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24]:160-161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在陝北瓦窯堡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1935年12月27日 許多國家都掛起了共和國的招牌，實際上卻是一點民主也沒有。 ——〈論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中國的缺點，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中國人民非常需要民主，因為只有民主，抗戰才有力量，中國內部關係與對外關係，才能走上軌道，才能取得抗戰的勝利，才能建設一個好的國家，亦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國在戰後繼續團結。中國缺乏民主，是在座諸位所深知的。只有加上民主，中國才能前進一步。……政治需要統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與民主選舉政府的基礎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接見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致詞、問題與答覆〉，1944年6月12日 要獲得財政經濟情況的根本好轉，需要三個條件，即：㈠土地改革的完成；㈡現有工商業的合理調整；㈢國家機構所需經費的大量節減[35]:70。 ——中共七屆三中全會開幕，把主題報告定名為《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鬥爭》，1950年6月6日[13]:80 國家是階級鬥爭的工具，只能由少數人組成國家，五億人統統變成國家哪能行？大學教授有什麼提拔？還不是白髮蒼蒼的當一世教授？工人、農民如何提拔？還不是白髮蒼蒼的當一世工人、農民？[36] ——〈在省、市委書記會議上的插話〉，1957年1月 兩種可能性問題。一種事物總有兩種對立的東西。食堂、托兒所、公社會不會鞏固？看來會鞏固，但也要準備有些垮台。鞏固與垮台兩種可能性同時存在，如果不準備，就會大垮其台。鞏固與垮台是對立的兩面，我們的決議是為了使它鞏固，如果不垮幾個就不好鞏固。譬如，托兒所死幾個娃娃，幸福院死幾個老頭，幸福院不幸福．還有什麼優越性？食堂吃冷飯，有飯無菜。也會垮掉一批。認為一個也不會垮，是不切合實際的。搞的不好而垮，這是很合理的。總的來說，垮掉是部分的，暫時的，不垮是永久的，總的趨勢是發展和鞏固。我們的黨也有兩種可能．一是鞏固，一是分裂。在上海時，一個中央分裂為兩個中央，在長征中與張國燾分裂，高饒事件是部分分裂。部分的分裂是經常的。去年以來。全國有一半的省份在領導集團內發生了分裂。人身上每天都要脫髮、脫皮，這就是滅亡一部分細胞。從小孩起就要滅亡一部分細胞，這才有利於生長。如果沒有滅亡，人就不能生存。自從孔夫子以來，人要不滅亡那不得了。滅亡有好處，可以做肥料，你說不做，實際做了。精神上要有準備。部分的分裂每天都存在。分裂滅亡總會有的。沒有分裂．不利於發展。整個的滅亡，也是歷史的必然。整個講，作為階級鬥爭工具的黨和國家，是要滅亡的。但在它的歷史任務未完成前，是要鞏固它，不希望分裂，但要準備分裂。沒有準備，就要分裂。有準備。就可避免大分裂。大型、中型的分裂是暫時的。匈牙利事件是大型的，高饒事件、莫洛托失事件是中型的。每個支部都在起變化，有些開除，有些進來，有些工作很好，有些犯錯誤。永遠不起變化是不可能的。列寧經常說：國家總有兩種可能。或者勝利，或者滅亡。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勝利下去，或者滅亡。列寧是不隱諱滅亡這種可能性的，我們人民共和國也有兩種可能性，不要否定這種可能性。我們手裡沒有原子彈，打起來，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他占北京、上海、武漢，我們打游擊，倒退十幾年，二十年，回到延安時代。所以一方面我們要積極準備，大搞鋼鐵，搞機器，搞鐵路，爭取三四年內搞幾千萬噸鋼，建立起工業基礎，使我們比現在更鞏固。我們現在在全世界名聲很大，一個是金門打炮，一個是人民公社，還有鋼一千零七十萬噸這幾件大事。我看名聲很大，而實力不強。還是「一窮二白」，手無寸鐵，一事無成。現在不過有一寸鐵而已，國家實際上是弱的，在政治上我們是強國，在軍事裝備上和經濟上是弱國。因此我們目前的任務是由弱變強。苦戰三年能否改變？三年恐怕不行。苦戰三年，只能改變一部分，不能基本改變。再有四年，共七年時間，就比較好了，就名符其實了。現在名聲很大，實力很小，這一點要看清楚。現在外國人吹的很大，許多報紙儘是大話，不要外國人一吹，就神乎其神，飄飄然了。其實今年好鋼只有九百萬噸，軋成鋼材要打七折。只有六百多萬噸。不要自己騙自己，糧食是不少。各地打了折扣以後是八千六百億斤，我們講七千三百億斤，即翻一番多點，那一千一百億斤不算，真有而不算，也不吃虧。東西還存在。我們只怕沒有，有沒有，沒有查過，在座諸公都沒有查過。就算有八千六百億斤，四分之一是薯類。要估計到不高興的這一面，索性講清楚，把這些倒霉的事，在省，地、縣開個會，吹一吹，有什麼不可以，別人講不愛聽，我就到處講講倒霉的事，無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黨分裂，脫離群眾，被美國占領，國家滅掉，打游擊。我們有一條馬克恩主義的規律管著，不管怎樣，這些倒霉的事總是暫時的、局部的。我們歷史上多少次的失敗，都證明了這一點。匈牙利事件．萬里長征，三十萬軍隊變成兩萬幾。三十萬黨員變成幾萬，都是暫時的、局部的。資產階級的滅亡、帝國主義的滅亡，則是永久的。社會主義的挫折、失敗、滅亡是暫時的，不久就要恢復。即使完全失敗，也是暫時的，總要恢復的。一九二七年大失敗，以後又掌起槍來。「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都要準備。「人生七十古來稀」，總是要滅亡的，活不了一萬年，人要隨時準備後事。我講的都是喪氣話。人皆有死。個別的人總是要死的，而整個人類總是要發展下去的。兩種可能性都談，沒有壞處．要死就死，至於社會主義，我還想干他幾年，最好超美以後。我們好去報告馬克思。幾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願死的，爭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還有點阿Q味道，但是一點阿Q味道也沒有。也不好活。 ——在中共八屆六中全會上的講話，1959年12月9日 問題[編輯] 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24]:110-111 ——〈反對本本主義〉，1930年5月 在這裡，工作方法的問題，就嚴重地擺在我們的面前。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説一頓。……一切工作，如果僅僅提出任務而不注意實行時候的工作方法，不反對官僚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實際的具體的工作方法，不拋棄命令主義的工作方法而採取耐心説服的工作方法，那末，什麼任務也是不能實現的。[24]:139-140 ——〈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在江西瑞金召開的第二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所作的結論的一部分，1934年1月27日 事情確需多交換意見，多談多吹，才能周通，否則極易偏於一面。對下情搜集亦然，須故意（強所不願）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經驗，用此方法，很多時候，前所認為對的，後覺不對了，改取了新的觀點。客觀地看問題，即是孔老先生説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與此一致，盼加發揮。此次爭論，對邊區，對個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會歸於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閑氣都是浮雲……求達「和為貴」之目的[6]:169-170。 ——致謝覺哉信，1941年8月5日 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哪裡有沒有解決的矛盾，哪裡就有問題。 ——〈反對黨八股〉，在延安幹部會上的講演，1942年2月8日[26]:839 現在要問：效果問題是不是立場問題？一個人做事只憑動機，不問效果……只顧發宣言，實行不實行是不管的。試問這種立場也是正確的嗎？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在創作上就叫做表現的手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只有這種立場，才是正確的立場。同時也只有在這種嚴肅的負責的實踐過程中，才能一步一步地懂得正確的立場是什麼東西，才能一步一步地掌握正確的立場。如果不在實踐中向這個方向前進，只是自以為是，説是「懂得」，其實並沒有懂得。[26]:873-874 ——〈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結論〉，1942年5月23日 不要等到問題成了堆，鬧出了許多亂子，然後才去解決。領導一定要走在運動的前面，不要落在它的後面。[16]:236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按語〉，1955年9月、12月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説，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駡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駡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台，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甚麼不可以呢？一個人為甚麼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甚麼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4]:323 ——經歷給很深印象，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稱，1962年1月 階級[編輯] 辛亥年的革命，雖然其本質應該是反對國際帝國主義，然因當時多數黨員還沒有看清此點，黃興、章太炎、宋教仁等一班右傾的領袖們只知道國內清朝貴族階級是敵人，革命的口號變成簡單的「排滿」。[28]:25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1925年冬 辛亥革命初成，同盟會中代表小地主的一派即不贊成孫先生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見之於實行，結果解散革命的同盟會，改組不敢革命的「國民黨」，併合了許多代表小地主階級利益的政團，使小地主階級在國民黨中成了絕對多數的支配者。……孫先生因此大憤，決志改組中華革命黨，毅然提出「革命」二字做了黨的名稱，不惜與小地主階級領袖黃興等分裂，以保持革命的正統。黃興一派小地主領袖們為了怕革命不肯加入中華革命黨，脫離了孫先生之後，另外成立了歐事研究會。不久加以擴張，招引許多大小地主加入，成立了政學會。我們只要看政學會中幾乎無一個不是地主階級，即可知道他們何以必須脫離孫先生，何以必須放棄革命，何以漸漸與代表大地主階級由進步黨蛻化而成的研究系相視莫逆，何以到近年竟組成了聯治派（聯治派乃由南方各省地主階級近四年來欲組織而未成形的政黨），擁護趙恆惕、陳炯明、唐繼堯、熊克武把持西南各省的政權。[28]:26-27 ——〈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1925年冬 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向黨裡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麼，問他們要些甚麼。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鬥；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4]:120。 ——組織編印一套《農民問題叢刊》，1926年9月1日第一輯出版時，寫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談及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進行革命 在階級社會中，每一個人都在一定的階級地位中生活，各種思想無不打上階級的烙印。 ——《實踐論》，1937年7月[24]:272 中國社會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無產階級和地主大資產階都只佔少數，最廣大的人民是農民、城市小資階級以及其他的中間階級。任何政黨的政策如果不顧到這些階級的利益，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不得其所，如果這些階級的人們沒有說話的權利，要想把國事弄好是不可能的。……其他任何人，都有説話的自由，即使説錯了也是不要緊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只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26]:808-809 ——〈在陝甘寧邊區參議會的演說〉，1941年11月6日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就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的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 ——《丟掉幻想，準備鬥爭》，1949年8月14日 階級成份和本人表現要加以區別，重在表現，唯成份論是不對的。[23]:42-43 ——〈聽取國家計委領導小組關於第三個五年計劃初步設想𢑥報時的談話紀錄〉，1964年5月10日至13日 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應能領導無產階級和革命群眾對於階級敵人進行戰鬥的朝氣蓬勃的先鋒隊組織。 ——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關於成立了革命委員會的單位恢復黨的組織生活的指示》文件上作出的批示，1967年10月27日。這段話被稱作「五十字建黨方針」、「建黨大綱」，成為1967年以來的中共整黨建黨工作的指導方針。 群眾[編輯] 兩年來尚未能將本黨革命目標及方法，深入占全國人口最大多數之工農小商群眾中……欲使本黨之主義政策深入民眾，惟有在關係民眾本身利害之地方的或全國的大小事變之中，努力進行其宣傳，始有實現之可能……欲求革命之成功，則國內國外之革命的聯合戰線，必須擴大而鞏固之[5]:153-154。 ——所作《宣傳報告》，1926年1月8日 動員群眾的方式，不應該是官僚主義的。官僚主義的領導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應有的，經濟建設工作同樣來不得官僚主義。要把官僚主義方式這個極壞的傢伙拋到糞缸裡去，因為沒有一個同志喜歡它。每一個同志喜歡的應該是群眾化的方式，即是每一個工人、農民所喜歡接受的方式。官僚主義的表現，一種是不理不睬或敷衍塞責的怠工現象。我們要同這種現象作嚴厲的鬥爭。另一種是命令主義。命令主義者表面上不怠工，好像在那裡努力幹。實際上，命令主義地發展合作社，是不能成功的；暫時在形式上發展了，也是不能鞏固的。結果是失去信用，妨礙了合作社的發展。命令主義地推銷公債，不管群眾了解不了解，買不買得這樣多，只是蠻橫地要照自己的數目去派，結果是群眾不喜歡，公債不能好好地推銷。我們一定不能要命令主義，我們要的是努力宣傳，説服群眾，按照具體的環境、具體地表現出來的群眾情緒，去發展合作社，去推銷公債，去做一切經濟動員的工作。[24]:124-125 ——〈必須注意經濟工作〉，在1933年8月12日至15日召開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所作的報告的一部分，1933年8月12日 根本方針是爭取群眾，組織群眾的遊擊隊。在這個總方針下，實行有條件的集中作戰[6]:29。 ——根據戰鬥經驗，致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電，1937年9月29日 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則往往是幼稚可笑的，不了解這一點，就不能得到起碼的知識。[26]:790 ——〈《農村調查》的序〉，1941年3月17日 在我黨的一切實際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這就是說，將群眾的意見（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集中起來（經過研究，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又到群眾中去作宣傳解釋，化為群眾的意見，使群眾堅持下去，見之於行動，並在群眾行動中考驗這些意見是否正確。然後再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再到群眾中堅持下去。如此無限循環，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確、更生動、更豐富。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26]:899 ——〈關於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為中共中央所寫的決定，1943年6月1日 為群眾服務，這就是處處要想到群眾，為群眾打算，把群眾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這是我們與國民黨的根本區別，也是共產黨員革命的出發點和歸宿。 ——《論合作社》，1943年10月 我們要是不願意陷到這樣的泥坑裡去的話，也就更加要充分地注意執行這樣一種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而不應當稍為疏忽。為此，我們需要建立一定的制度來保證群眾路線和集體領導的貫徹實施，而避免脫離群眾的個人突出和個人英雄主義，減少我們工作中的脫離客觀實際情況的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有些人認為史達林完全錯了，這是嚴重的誤解。史達林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但是也是一個犯了幾個嚴重錯誤而不自覺其為錯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我們應當用歷史的觀點看史達林，對於他的正確的地方和錯誤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適當的分析，從而吸取有益的教訓。[12]:38-45 ——以人民日報編輯部文章名義、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之討論，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 縣委以上的幹部有幾十萬，國家的命運就掌握在他們手裡。如果搞不好，脫離群眾，不是艱苦奮鬥，那末，工人、農民、學生就有理由不贊成他們。我們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長官僚主義作風，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誰犯了官僚主義，不去解決群眾的問題，罵群眾，壓群眾，總是不改，群眾就有理由把他革掉。……以後凡是人民內部的事情，黨內的事情，都要用整風的方法，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方法來解決，而不是用武力來解決[12]:149。 ——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講話，1956年11月15日 真正的銅牆鐵壁是什麼？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智慧都是從群眾那裡來的。我歷來講，知識分子是最無知識的。這是講得透底。知識分子把尾巴一翹，比孫行者的尾巴還長。孫行者七十二變，最後把尾巴變成個旗杆，那麼長。知識分子翹起尾巴來可不得了呀！「老子就是不算天下第一，也算天下第二」。「工人、農民算什麼呀？你們就是『阿斗』，又不認得幾個字」。但是，大局問題，不是知識分子決定的，最後是勞動者決定的，而且是勞動者中最先進的部分，就是無產階級決定的。[16]:452 官僚主義，脫離群眾，工業方針錯誤，工人減薪，資本家簡單地被打倒，知識分子未被改造，反革命分子沒有鎮壓[12]:144。 ——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之結束語提綱歸納匈牙利事件產生之原因，手稿，1957年3月1日 卑賤者最聰明，高貴者最愚蠢[37] ——1958年5月18日為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印發國家計委關於安東機器廠試製成功30馬力拖拉機的調查報告上寫的批語。1957年2月16日（另說1月31日）中國自行研製生產的第一台30馬力單缸臥式二衝程輪式拖拉機――「鴨綠江一號」在遼寧安東機械廠(現遼寧五一八內燃機配件有限公司)製成 建議跟縣委書記、公社黨委書記切實談一下，要老老實實，不要作假。本來不行，就讓人家罵，臉上無光，也不要緊。不要去爭虛榮。……上面規定的任務，他總說完成了，沒有完成就造假。現在的嚴重是，不僅下面作假，而且我們相信，從中央、省、地到縣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級相信，這就危險。如果樣樣都不相信，那就變成機會主義了。群眾確實做出了成績，為甚麼要抹煞群眾的成績，但相信作假也要犯錯誤。……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學當迷信破除了。……資產階級法權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風五氣，等級過分懸殊，老爺態度，貓鼠關係，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徹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資等級，上下級關係，國家一定的強制，還不能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有一部分在社會主義時代是有用的，必須保護，使之為社會主義服務。把它打得體無完膚，會有一天我們要陷於被動[20]:2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記錄，1958年11月23日 對群眾不能解怨氣。對幹部，他們將被我們毀壞掉。有百害而無一利。……不要「善財難捨」。須知這是劫財，不是善財。無償佔有別人勞動是不許可的。[21]:34 ——對陶魯笳關於山西省各縣五級幹部會議情況報告批註手稿，1959年3月30日 在集中正確意見的基礎上，做到統一認識，統一政策，統一計劃，統一行動，叫做集中統一。如果大家問題還不了解，有意見還沒有發表，有氣還沒有出，你這個集中統一怎麼建立得起來呢？沒有民主，就不可能正確地總經驗。沒有民主，意見不是從群眾中來，就不可能制定出好的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我們的領導機關，就制定路線、方針、政策和辦法這一方面說來，只是一個加工工廠[21]:294。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人是會變化的，革命者也會發生變化。沒有群眾監督和揭露，他們可能進行貪污、盜竊，做投機生意，脫離群眾。[23]:36-37 ——〈同聽濤克己談話〉，1964年1月5日 力量的來源就是人民群眾。不反映人民群眾的要求，哪一個人也不行。要在人民群眾那裡學得知識，制定政策，然後再去教育人民群眾。所以要當先生，就得先當學生，沒有一個教師不是先當過學生的。而且就是當了教師之後，也還要向人民群眾學習，了解自己學生的情況。[21]:324 ——〈學習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和辯證法〉，1964年8月29日 實事求是[編輯] 實事求是，努力為人民服務 ——為曾在自己身邊做過保衛工作的遼寧公安幹部楊穎題寫，1960年冬 戰[編輯] 武器是戰爭的重要因素，但不是決定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恩來同志：㈠電悉。政治上必須直下漳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若置於龍岩附近籌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㈡據調查，漳州難守易攻，故我一軍團及七師不論在龍岩打得著張貞與否，均擬直下漳州。㈢粵敵從大埔到龍岩脅我後路只須五天；五軍團從信豐到龍岩須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粵敵入閩，然後調動，必遲不及。㈣一軍團已開至汀東之新橋休息，以亂敵探耳目，候七師取齊，即先向東行。五軍團可隨後入閩，但至遲四月二十日須到達龍岩待命。十三軍亦須入閩，位於龍岩坎市，保障後路。現一軍團前進，後路完全空虛，七師望催兼程來汀，若七師不取齊，一軍團下漳州更單薄。㈤我明日去舊縣晤譚（震林）、張（鼎丞）。澤東 酉三十日[4]:276-277 ——對一、五軍團行動的意見致周恩來電，1932年3月30日 我們中華民族有同自己的敵人血戰到底的氣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礎上光復舊物的決心，有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24]:161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1935年12月27日 不僅要保衛長城以南的主權，也要收復我國全部的失地。這就是說滿洲必須收復。但我們並不把中國以前的殖民地朝鮮包括在內。當我們收回中國的失地，達成獨立以後，如果朝鮮人民希望掙脫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枷鎖，我們將熱烈支援他們爭取獨立的戰鬥。這一點同樣適用於台灣。 ——Edgar Snow《Red Star over China》（紅星照耀中國），1936年7月16日 此時各方任務，在一面促成蔣氏建立全國抗戰之最後決心（此點恐尚有問題）；一面自己真正地準備一切抗日救亡步驟；並同南京一道去做。……蓋此時是全國存亡關頭，又是蔣及國民黨徹底轉變政策之關頭，故我們及各方做法，必須適合於上述之總方針。[6]:10 ——〈毛澤東致張雲逸電〉，1937年7月14日 ㈠創造根據地；㈡鉗制與消滅敵人；㈢配合友軍作戰（戰略支援任務）；㈣保存與擴大紅軍；㈤爭取民族革命戰爭領導權。[6]:19 ——在洛川會議提出紅軍基本任務，1937年8月22日 最後勝負要在持久戰中去解決。[6]:47 ——《目前抗戰形勢與黨的任務》報告提綱，1937年10月 在持久戰中領土與軍隊甚麼最重要？軍隊較重要。軍隊失敗，領土不能保。應向國民黨提出保存軍隊是基本的，過去紅軍便是採用這個原則。[6]:62-63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常被稱為十二月會議[6]:61）上發言，1937年12月12日 先生指導全民族進行空前偉大的民族革命戰爭，凡我國人，無不崇仰…… ——給蔣介石的信，1938年 日軍的戰略企圖如果實現，「將造成中國割斷為許多塊」，根據蘇區時期的經驗，要形成許多獨立的作戰區域來堅持長期的抗戰[6]:38-3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1938年2月28日 我認為過去中國抗戰沒有大踏步的進退，只是硬拚，這是錯誤的。只是死守一處，結果還會失守。……正規軍分為作戰兵團與守備兵團。過去共產黨組織赤衛隊及遊擊隊有豐富經驗，要告訴全國來學習。……戰爭的具體形勢，內線外線的作戰是互相交錯的，日本包圍我們，我們在戰役上也包圍日本。……我同意要爭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強調自力更生。……大大發展黨員，中央應有新的決議……只有大黨才能提拔大批幹部[6]:66-67。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1938年2月28日 在不被敵根本隔斷條件下，我軍均應在敵後配合友軍堅決作戰，有效地消滅與削弱敵人，發動廣泛抗日運動，如此方能鉗制與阻礙敵向潼關、西安與陝北之進攻。只要無被隔斷危險，決不應過早渡過河來，更不應不顧蔣令不顧友軍渡過河來。為了保障將來轉移便利，必須鞏固呂梁山脈之轉移樞紐，並佈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處）工作。……即敵大舉進攻潼關、西安、武勝關、武漢及陝北時，在取得蔣、閻、衛同意後，八路軍主力及其他國軍主力，應渡過河西、河南，為保衛西北保衛武漢而戰，而留適當兵力位於山西各區，繼續堅持遊擊戰。……是政治局戰略決定之基本精神[6]:39。 ——致朱德、彭德懷電，1938年3月9日 統一戰線下，統一是基本的原則，要貫徹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時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記統一。同時，不能不輔助之以鬥爭的原則，因為鬥爭正是為了統一，沒有鬥爭不能發展與鞏固統一戰線。適合情況的鬥爭是需要的，對付頑固分子，推動他們進步是必要的。[6]:70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1938年9月24日 我們的工作首先是戰爭，其次是生產，其次是文化。沒有文化的軍隊是愚蠢的軍隊，而愚蠢的軍隊是不能戰勝敵人的。[6]:216-217 ——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講演《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1944年10月30日 對於蔣介石發動內戰的陰謀，我黨所採取的方針是明確的和一貫的，這就是堅決反對內戰，不贊成內戰，要阻止內戰。今後我們還要以極大的努力和耐心領導著人民來制止內戰。但是，必須清醒地看到，內戰危險是十分嚴重的，因為蔣介石的方針已經定了。……人民得到的權利，絕不允許輕易喪失，必須用戰鬥來保衛。我們是不要內戰的。如果蔣介石一定要強迫中國人民接受內戰，為了自保，為了保衛解放區人民的生命、財產和幸福，我們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戰。……公開的全面的內戰會不會爆發？這決定於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因素。國內的因素主要是我們的力量和覺悟程度。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內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鬥，使內戰限制在局部的範圍，或者使全面內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性是有的。[11]:1125-1130 ——為新華社寫評論，提醒中國人民：「蔣介石在挑動內戰」；同日在延安幹部會議上講演〈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蔣介石要放手發動內戰，也有許多困難。第一，解放區有一萬萬人民、一百萬軍隊、二百多萬民兵。第二，國民黨統治地區的覺悟的人民，是反對內戰的，這對蔣介石是一種牽制。第三，國民黨內部，也有一部分人不大贊成內戰[38]:15。 ——〈抗日戰爭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 美偽均未料到我志願軍會參戰，故敢於分散為東西兩路，放膽前進……此次是殲滅偽軍三幾個師爭取出國第一個勝仗，開始轉變朝鮮戰局的極好機會[13]:128。 ——致彭德懷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1日 現在是爭取戰機問題，是在幾天之內完成戰役部署以便幾天之後開始作戰的問題，而不是先有一個時期部署防禦然後再談攻擊的問題[13]:128。 ——致鄧華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1日 敵進甚急，捕捉戰機最關緊要。兩三天內敵即可能發覺是我軍而有所處置，此時如我尚無統一全軍動作的處置，即將喪失戰機[13]:129。 ——致鄧華等電，手稿，1950年10月23日 戰爭仍然要做長期打算，要估計到今後許多困難情況。要懂得不經過嚴重的鬥爭，不殲滅偽軍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殲滅美英軍至少四五萬人，朝鮮問題是不能解決的，速勝的觀點是有害的。[13]:134-135 ——致彭德懷、朴一禹並告金日成、高崗電，手稿，1950年12月26日 第四次戰役後敵人可能和我們進行解決朝鮮問題的和平談判，那時談判將於中朝兩國都有利。而敵人則想於現時恢復仁川及漢城兩岸橋頭堡壘，封鎖漢江使漢城處於敵人威脅之下，即和我們停戰議和，使中朝兩國處於不利地位。而這是我們決不允許的。[13]:147 ——致彭德懷電，1951年1月28日 在戰略上我們要藐視一切敵人，在戰術上我們要重視一切敵人[16]:499。 ——〈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1957年11月18日 歷史[編輯] 我們現在還沒有勝利，力量還小，前面還有困難。所以我們必須謹慎謙虛，不要驕傲急躁，要戒驕戒躁。謙虛就不驕，就可以戒驕。從前講「大賈深藏若虛」，做生意的人本錢大他就藏起來，如像沒有一樣。我們也是這樣，要保持謙虛。在我們歷史上也有這樣的教訓，就是大不得，小了就舒舒服服，沒有事情，一大就脹起來了，腦殼脹得很大，驕傲起來了，心裡也躁了。急躁和驕傲是連在一起的，驕傲就要急躁，急躁的人沒有不是驕傲的、不謹慎的、粗枝大葉的。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 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總是要消滅的。世界上的事物沒有不是歷史上發生的，既有生就有死。[16]:199 ——〈農村合作化的一場辯論和當前的階級鬥爭〉，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擴大的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的結論，1955年10月11日 凡是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民主黨派也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產黨，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使它們消滅得早一點。[16]:279 ——〈論十大關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4月25日 歷史上總是學問少的人，推翻學問多的人[12]:327。 ——在成都會議上講話，1958年3月22日 如果要看前途，一定要看歷史。 ——〈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21]:383 憲政[編輯] 他們口裡的憲政，不過是「掛羊頭賣狗肉」。他們是在掛憲政的羊頭，賣一黨專政的狗肉。我並不是隨便罵他們，我的話是有根據的，這根據就在於他們一面談憲政，一面卻不給人民以絲毫的自由。 ——〈論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 一定要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憲政。如果不是這樣做，照頑固派的做法，那就會亡國。為了避免亡國，就一定要這樣做。為了這個目的，就要大家努力。只要努力，我們的事業是大有希望的。還要懂得，頑固派到底是少數，大多數人都不是頑固派，他們是可以進步的。以多數對少數，再加上努力，這種希望就更大了。所以我說，事情雖然困難，卻是大有希望。 ——〈新民主主義的憲政〉，1940年2月20日[7]:739 道義[編輯] 有綱領有原則的合作，如同朋友之間的道義之交，只有這種道義之交，交情才能長久。[39]:102 ——〈同合眾社記者王公達的談話〉，1938年2月 選舉[編輯] 選舉我是不相信的，中國有兩千多個縣，一個縣選舉兩個就四千，四個就一萬多，那有那麼大的地方開會？那麼多人怎麼認識？我是北京選的，許多人就沒有看見我嘛！見都沒見怎麼選呢？ ——〈和卡博·巴廬庫同志的談話〉，1967年2月3日[40] 蘇聯[編輯] 屁有香臭，不能說蘇聯的屁都是香的。現在人家說臭，我們也跟著說臭。凡是適用的都要學，資本主義好的也應該學。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6年4月[41] 看來，赫魯雪夫這樣的人是代表社會主義社會中的高薪階層，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經理、作家、科學家，當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學家，而是一些在銀行存了幾十萬、上百萬盧布的那麼一些人，他們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從銀行里取錢。在蘇聯黨的幹部隊伍中是有這麼一個特殊的階層的。這個特殊階層還包括社會上的盜竊集團和搞非法經營、搞黑市、投機倒把、牟取暴利的那麼一幫子人，也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中的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蘇共綱領草案》中。他們有權、有勢、有錢，特殊於廣大人民群眾和一般幹部。赫魯雪夫講的全民黨是一種欺騙。現在蘇聯社會正在分化。要從經濟上最後消滅資產階級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識形態上同資產階級思想的鬥爭是長時期的事情，這個任務是很艱巨的，甚至要幾十年、上百年。這個高薪階層對低薪階層毫無人道主義，而赫魯雪夫卻大講人道主義。其實，現在蘇聯社會是很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兩極分化，貧富懸殊已經出現了。還有反革命分子，還有帝國主義間諜。社會主義社會這麼複雜，怎麼能說是一個全民國家呢？ ——引自吳冷西《十年論戰》第463—464頁 蘇聯占領我們的領土太多太多了，其中包括沙皇帝國和紅色蘇聯占領的。這些占領的領土我們沒法數清楚，有的中國政府，比如說國民黨政府和清政府，聲明的比我還多。我現在是以國際法聲明最少的部份，那都是有清楚歷史根據屬於中國的地方。蘇聯一共才不到兩億人口，其中一半都是侵略的人口，所謂的少數民族。它本是一個歐洲國家，現在把領土擴展到整個地球，滲透到中國，搶走了中國大量的國土。一百年以前，它取得的所有領土都是以行賄和武力占領其他國家或中國領土得到的。我們應該團結起來，結束它的侵略！今天如果你讓蘇聯繼續侵略中國，明天他就將侵略日本和美國。 ——〈會見尼克森〉，1972年 美國和蘇聯立場雖然不同，但在這個問題上都是站在他們各自的利益上給我們增加壓力，用軍事實力政治實力形成了一種國際國內輿論，一種暫時性表面化的社會基礎。這就是從表面上看、暫時性看問題，不顧一切代價追求「和平」，而不管這種和平能不能長久。決定國家大事，應該從國家和人民的長遠利益根本利益考慮問題。為了一個統一的新中國，我們中國共產黨必須透過現象看本質，放棄暫時抓長遠，將革命進行到底。如果不是這樣，搞什麽劃江而治，將後患無窮。在中國歷史上每一次分裂，再次統一都要很長時間，人民會付出好多倍的代價！事關舉國長遠大計，我們共產黨一定要站在人民的立場，看得遠一點，不受其他國家的影響。 ——見於《「公者千古，私者一時」——雷潔瓊訪談錄》[42] 關於三大法寶[編輯] 十八年的經驗，已使我們懂得︰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是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中戰勝敵人的三個法寶，三個主要的法寶。[7]:606 ——〈《共產黨人》發刊詞〉，1939年10月4日 我們有許多寶貴的經驗。一個有紀律的，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群眾的黨。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軍隊。一個由這樣的黨領導的各革命階級各革命派別的統一戰線。這三件是我們戰勝敵人的主要武器。這些都是我們區別於前人的。依靠這三件，使我們取得了基本的勝利。[11]:1480 ——〈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1949年6月30日 統一戰線[編輯] 參見：統一戰線、團結、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鬥爭是團結的手段，團結是鬥爭的目的。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一真理，已經逐漸為黨內同志們所了解。[7]:745 ——〈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1940年3月11日 不能把它搞成國家機關。因為人大和國務院是國家權力機關和國家管理機關，如果把政協也搞成國家機關，豈不成了二元論了嗎？這樣就重複了，分散了，民主集中制就講不通了。要實事求是，政協不僅是人民團體，而且是各黨派的協商機關，是黨派性的機關。這不等於不重視它，而恰恰是重視它。共產黨就是黨派，也不是國家權力機關，但它的價值並不因此而有所降低。 武裝鬥爭[編輯]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毛澤東感謝日本爭議 主條目：毛澤東軍事思想，毛澤東詩詞#紅軍長征，中日關係以及抗日戰爭 槍杆子裡面出政權 ——在漢口一幢公寓舉行的中共中央緊急會議「八七會議」上根據中國當時國情提出的著名論斷，即中國內部沒有民主，只能以革命武裝鬥爭為主要形式，1927年8月7日 我軍打仗，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於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 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 ——1928年有關打擊國民黨軍的建議[43][44] 信豐河〔下〕游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里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了。……于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覆。[4]:320 ——覆周恩來電，1934年9月20日 我們從瑞金算起，總共走了三百六十七天。我們走過了贛、閩、粵、湘、黔、桂、滇、川、康、甘、陝，共十一個省，經過了五嶺山脈、湘江、烏江、金沙江、大渡河以及雪山草地等萬水千山，攻下許多城鎮，最多走了兩萬五千里。這是一次真正的前所未有的長征。敵人總想消滅我們，我們並沒有被消滅，現在，長征以我們的勝利和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長征，是宣言書，是宣傳隊，是播種機。它將載入史冊。我們中央紅軍從江西出發時，是八萬人，現在只剩下一萬人了，留下的是革命的精華，現在又與陝北紅軍勝利會師了，今後，我們紅軍將要與陝北人民團結在一起，共同完成中國革命的偉大任務！[4]:355 ——率紅一軍團到達象鼻子灣，總結長征，1935年11月5日 一、蘇維埃政府改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為國民革命軍，並受南京政府及軍事委員會的指導﹔二、在特區政府境內施行徹底的民主制度﹔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的方針﹔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 ——〈中日問題與西安事變——和史沫特萊的談話〉，1937年3月1日 請答覆救國會及各方：他們要求各事，我們都同意，並且正在做。請他們努力在外面與政府黨部及各界領袖協商，迅速組成對付大事變的統一戰線。惟有全國團結，才能戰勝日本。[6]:11 ——〈洛甫、毛澤東致葉劍英電〉，1937年7月9日 每一個共產黨員與抗日的革命者，應該沉著地完成一切必須準備，隨時出動到抗日前線[6]:11。 ——在延安召開緊急會議，到會動員號召，1937年7月13日 八路軍主力移動後的部署，現在就要準備，應在各區域建立遊擊兵團。[6]:39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發言，1938年3月23日 一貫估計中日戰爭是持久戰[6]:47。 ——在中共中央常委會上講話，1938年5月10日 每個共產黨員都應懂得這個真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7]:547 ——〈戰爭和戰略問題〉，1938年11月6日 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要從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變的內部聯繫，作為我們行動的嚮導。……我們走過了許多彎路。但是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26]:801-803 ——在延安幹部會上作報告〈改造我們的學習〉，1941年5月19日 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一個人發了䦨尾炎，醫生把䦨尾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這個工作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奏效的。對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的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方法。[26]:828 ——在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演説〈整頓黨的作風〉，1942年2月1日 冷嘲暗箭，則是一種銷蝕劑，是對團結不利的。[6]:201 ——在延安各部門負責人和作家座談會上談話，1942年3月31日 困難，並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動手征服它，它就低頭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們沒有外援，假定將來有了外援，也還是要以自力更生為主。[6]:172-173 ——到南泥灣視察時，看到王震第120師359旅開荒生產取得成就，興奮説，1943年9月 教條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一個形態，經驗主義是主觀主義的第二個形態。……所以破壞整個宗派主義，首先應從破壞教條宗派開始。[6]:213-214 ——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1943年9月13日 綜合是分析的結果，分析是綜合的手段。……所有經驗宗派的人，與教條宗派是有區別的，大多數是被欺騙的，不覺悟的。[6]:216-217 ——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1943年11月13日 對於人的處理問題取慎重態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損害同志，這是我們的黨興旺發達的標誌之一。……對於任何問題應取分析態度，不要否定一切。……我們許多同志缺乏分析的頭腦，對於複雜事物，不願作反覆深入的分析研究，而愛作絕對肯定或絕對否定的簡單結論。我們報紙上分析文章的缺乏，黨內分析習慣的還沒有完全養成，都表示這個毛病的存在。今後應該改善這種狀況。[6]:219-220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幹會作報告，1944年4月12日 現時唯一挽救時局的辦法，就是要求國民政府與國民黨立即結束一黨專政的局面，由現在的國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國各抗日黨派、各抗日部隊、各地方政府、各民眾團體的代表，開緊急國是會議，成立各黨派聯合政府，並由這個政府宣佈並實行關於徹底改革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這樣的新政府，但決不是請客式的、不變更一黨專政實質的、不改變政策的所謂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實行孫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義，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權利，才能發出積極抗戰的軍令與民主主義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增強抗戰力量，停止敵人的進攻與實行我們的反攻，也才能實行真正由人民選舉的國民大會與實現民主選舉的政府。[6]:239 ——為林伯渠起草之致王世傑、張治中的信手稿，1944年9月27日 目前方針是必須打日本，但又決不可打得太兇。不打則國民黨不能諒解，中間派亦會說話，但如打得太兇，則有相反危險，日本將轉向我們報復，國民黨坐收漁利，並將進攻邊區。恩來電是轉給你作參考的，他電中反映國民黨及外國人的壓力，我們不可不聽，又不可盡聽。望按此總方針調節我們的行動，在一部分地方打得大些，而在其他地區則打得小些，使國民黨覺得我們真在打就好了。 ——發給彭德懷之電報，載於《季米特洛夫日記選編》第146頁 沒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場上的軍隊的軍隊，那是不行的。[26]:1072 ——〈論聯合政府〉，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政治報告，1945年4月24日 現在情況是，抗日戰爭的階段已結束，進入和平建設階段。……和平能否取得，內戰能否避免？……蔣介石想消滅共產黨的方針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恩來同志馬上就去談判，談兩天就回來，我和赫爾利就去。這回不能拖，應該去，而且估計也不會有甚麼危險。……我是否出去？我們今天還是決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時機由政治局書記處決定。我出去，決定少奇同志代理我的職務，書記處另推陳雲、彭真同志為候補書記，以便我和恩來出去後，書記處還有五人開會。[6]:278-280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發言，1945年8月23日 可以去，必須去……這樣可以取得全部主動權……由於有我們的力量、全國的人心、蔣介石自己的困難、外國的干涉四個條件，這次去是可以解決一些問題的。……簽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須作一定的讓步，在不傷害雙方根本利益的條件下才能得到妥協。[6]:280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1945年8月26日 我們解放區，華北、華中、東北、陝甘寧邊區共有一萬萬五千萬人口地方，一百三十萬軍隊，二百五十萬以上民兵。國民黨進攻解放區的軍隊共有八十萬，包圍陝甘寧邊區的還不算在內。已經打了好幾仗，頭幾仗他們都沒有爭到面子，仗還要打下去，恐怕半年還說不一定[32]:41。 ——在延安抗大七分校報告，1945年10月25日 正太戰役完成後，應完全不被敵之動作所迷惑，選擇敵之薄弱部分主動地殲擊之，選擊何部那時再定。這即是先打弱的，後打強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動作戰政策。 ——給聶榮臻的電報，1947年4月22日 所謂人民共和國，就是人民解放軍。蔣介石的亡國，就是亡了軍隊。 ——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49年3月5日 四個軍及三個炮師決按預定計劃進入朝北作戰，自明十九晚從安東和輯安線開始渡鴨綠江，為嚴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隊每日黃昏開始至翌晨四時即停止，五時以前隱蔽完畢並須切實檢查[13]:126。 ——致鄧華等電，手稿，1950年10月18日 江界、長津方面應確定由宋兵團全力擔任，以誘敵深入尋機各個殲敵為方針。爾後該兵團即由你處直接指揮，我們不遙制。[13]:131 ——致彭德懷、鄧華電，手稿，1950年11月5日 日本就是在美國的幫助下才占了大半個中國。日本沒有鐵，沒有石油，煤也很少。這三樣東西都是美國源源不斷地給日本送去的。[21]:187 ——〈與蒙哥馬利的談話〉，1960年5月27日 以後同日本軍閥打仗，又和蔣介石合作。我同很多日本朋友講過這段事情，其中一部分人說日本侵略中國不好。我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21]:201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我們解放後，有一位日本資本家叫南鄉三郎，和我談過一次話，他説：「很對不起你們，日本侵略了你們。」我說：「不！如果沒有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大規模侵略，霸佔占了大半個中國，全中國人民就不可能團結起來反對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也不可能勝利。」[21]:383 ——〈從歷史來看亞非拉人民鬥爭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我曾經跟日本朋友談過。他們說，很對不起，日本皇軍侵略了中國。我說∶不！沒有你們皇軍侵略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就不能團結起來對付你們，中國……就奪取不了政權！日本軍閥過去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因此中國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沒有日本的侵略，中國人民既不能覺悟，也不會團結起來，這樣一來我們現在還在山裡，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劇了。正是因為日本皇軍占領了大半個中國，對中國人民來說已沒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覺悟起來開始武裝鬥爭，建立了許多抗日根據地，為以後的解放戰爭創造了勝利的條件。日本壟斷資本和軍閥給我們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謝的話，我倒想感謝日本軍閥。 ——〈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黑田壽男、細迫兼光等的談話〉，1964年7月10日 你們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真是你們打了這一仗，教育了中國人民，把一盤散沙的中國人民打得團結起來了，所以，我們應該感謝你們。 ——對舊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說的話，見於王俊彥《大外交家周恩來》（北京：經濟日報出版社，1988年版） 誰想到我們能夠占領大陸啊？（斯諾：你想到了。）（毛主席）：想是想啊，但能不能占領還不知道啊。要到占領的那一天才算數嘛。後頭日本人又來了。所以我們說尼克森好就是這個道理。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這個話我跟一個日本人講過，此人是個資本家，叫作南鄉三郎。他總是說：「對不起，侵略你們了。」我說：不，你們幫了大忙了，日本的軍國主義和日本天皇。你們占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全都起來跟你們作鬥爭，我們搞了一個百萬軍隊，占領了一億人口的地方，這不都是你們幫的忙嗎？[45] ——〈會見斯諾的談話紀要〉，1970年12月18日[3]:169 我們從沒有軍隊，發展到三十萬人的軍隊，結果我自己犯錯，這不能怪蔣介石，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只好進行二萬五千里長征。在座的，有我，還有廖承志同志。剩下的軍隊有多少呢？從三十萬減至二萬五千人。我們為什麼要感謝日本皇軍呢？就是日本皇軍來了，我們和日本皇軍打，才又和蔣介石合作。二萬五千軍隊，打了八年，我們又發展到一百二十萬軍隊，有一億人口的根據地。你們說要不要感謝啊？ 出處：文革期間出版的《毛澤東思想萬歲》 黨的建設[編輯] 參見：中國共產黨 一個人有動脈、靜脈，通過心臟進行血液循環，還要通過肺部進行呼吸，呼出二氧化碳，吸進新鮮氧氣，這就是吐故納新。一個無產階級的黨也要吐故納新，才能朝氣蓬勃。不清除廢料，不吸收新鮮血液，黨就沒有朝氣。 作「吐故納新」的指示，1967年11月5日 關於工作方法[編輯] 參見：群眾 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4]:216-217 ——在尋烏縣社會調查，整理成《尋烏調查》；並寫出《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1930年5月 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裡想像的東西，和看到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4]:219-220 ——做興國縣調查，在整理後記中説，1930年10月 堅持關門主義策略的人們所主張的，就是一套幼稚病。[24]:155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在陝北瓦窯堡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1935年12月27日 檢查工作會議是一種最具體學習領導方法，團結幹部，發揚優點，克服缺點；有了學問，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遠很多東西；沒有學問，如在暗溝裡走路，摸索不著，那會苦煞人[8]:107。 ——在八路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總結時發表講話，1939年1月27日 許多地方黨部，還不願意吸收知識分子入黨。這種現象的發生，是由於不懂得知識分子對於革命事業的重要性，不懂得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知識分子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為地主資產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和為工農階級服務的知識分子的區別，不懂得資產階級政黨正在拚命地同我們爭奪知識分子，日本帝國主義也在利用各種方法收買和麻醉中國知識分子的嚴重性，尤其不懂得我們的黨和軍隊已經造成了中堅骨幹，有了掌握知識分子的能力這種有利的條件。因此，今後應該注意：（1）一切戰區的黨和一切黨的軍隊，應該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加入我們的軍隊，加入我們的學校，加入政府工作。只要是願意抗日的比較忠實的比較能吃苦耐勞的知識分子，都應該多方吸收，加以教育，使他們在戰爭中在工作中去磨練，使他們為軍隊、為政府、為群眾服務，並按照具體情況將具備了入黨條件的一部分知識分子吸收入黨。對於不能入黨或不願入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應該同他們建立良好的共同工作關係，帶領他們一道工作。[7]:618-619 ——〈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為中共中央起草的決定，1939年12月1日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句話，雖然曾經被人譏為「狹隘經驗論」的，我卻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堅持沒有調查是不可能有發言權的。[26]:791 ——〈《農村調查》的序言〉，1941年3月17日 忍耐最難，但作為一個政治家，必須學習忍耐。[13]:45 ——給陳毅的信，1944年4月9日 「欲速則不達」，這不是説不要速，而是説不要犯盲動主義，盲動主義是必然要失敗的。[26]:1012-1013 ——〈文化工作中的統一戰線〉，在陝甘寧邊區文教工作者會議上所作的講演，1944年10月30日 沒有預見就不叫領導，為著領導必須預見[46] ——《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結論》，1945年5月31日 「你們太刺激了。」我們講的是對付國內外反動派即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們，不是講對付任何別的人。對於這些人，並不發生刺激與否的問題，刺激也是那樣，不刺激也是那樣，因為他們是反動派。劃清反動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動派的陰謀詭計，引起革命派內部的警覺和注意，長自己的志氣，滅敵人的威風，才能孤立反動派，戰而勝之，或取而代之。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示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岡上的武松。在武松看來，景陽岡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樣，不刺激它也是那樣，總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 ——〈論人民民主專政〉，1949年6月30日[11]:1473 事物是十分錯綜複雜的，又是在發展變化的，人的思維的反映跟不上客觀實際，就一定會犯錯誤……[18]:65-66 ——〈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1956年4月29日 什麼事情都不能過分，過分了就要犯錯誤。[18]:70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我們要使錯誤小一些，這是可能的。但否認我們會有錯誤，那是不現實的，那就不是世界，不是地球，而是火星了。[18]:70 ——〈不要迷信在社會主義國家裡一切都是好的〉，1956年6月28日 君子動口不動手，第一條；第二條，小人要動手，老子也動手。[16]:478 ——〈做革命的促進派〉，1957年10月9日 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認真。 ——在莫斯科大學發表講話，1957年 甚麼叫辯證的方法？就是對一切加以分析，承認人總是要犯錯誤的，不因為一個人犯了錯誤就否定他的一切。[16]:496 ——〈黨內團結的辯證方法〉，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發言的節錄，1957年11月18日[12]:275-278 我本人也有過許多錯誤。有些是和當事人一同犯了的。[21]:197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47]:215 看來，錯誤不可能不犯。如列寧所說，不犯錯誤的人從來沒有。[21]:197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47]:215 哪裡有完全不犯錯誤、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謂聖人呢？真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21]:197-198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47]:215 今年這一年要大興調查研究之風，沒有調查研究是相當危險的。[20]:232 ——聽取劉子厚彙報時插話，1961年1月26日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的講話，1962年9月24日 關於文學[編輯] 另見: 毛主席詩詞 《詩經》大部分是「風」詩，是老百姓的民歌。……孔夫子也相當民主，男女戀愛的詩他也收。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陳毅同志：你叫我改詩，我不能改。因我對五言律，從來沒有學習過，也沒有發表過一首五言律。你的大作，大氣磅礴。只是在字面上（形式上）感覺於律詩稍有未合。因律詩要講平仄，不講平仄，即非律詩。我看你於此道，同我一樣，還未入門。我偶爾寫過幾首七律，沒有一首是我自己滿意的。如同你會寫自由詩一樣，我則對於長短句的詞學稍懂一點。劍英善七律，董老善五律，你要學律詩，可向他們請教。 西行萬里西行急，乘風御太空。不因鵬翼展，那得鳥途通。海釀千鍾酒，山栽萬仞蔥。風雷驅大地，是處有親朋。只給你改了一首，還很不滿意，其餘不能改了。又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賦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謂「敷陳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興。「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興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也」。韓愈以文為詩；有些人說他完全不知詩，則未免太過，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張功曹》之類，還是可以的。據此可以知為詩之不易。宋人多數不懂詩是要用形象思維的，一反唐人規律，所以味同嚼臘。以上隨便談來，都是一些古典。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又李白只有很少幾首律詩，李賀除有很少幾首五言律外，七言律他一首也不寫。李賀詩很值得一讀，不知你有興趣否？祝好！ 毛澤東 一九六五年，七月廿一日 ——載《詩刊》，1978年1月 孫行者是無法無天，大家為什麼不學習他呢？孫行者反教條主義，敢作敢為。豬八戒是自由主義，但有修正主義，老想退伍。當然，那個黨不好，是第二國際，唐僧相當於伯恩斯坦。 ——〈在漢口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4月6日 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聖，只緣妖霧又重來。 ——〈七律·和郭沫若同志〉，1961年11月17日 《紅樓夢》我看了五遍，也沒有受影響，我是把它當歷史讀的……《紅樓夢》裡階級鬥爭很激烈，有好幾十條人命。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 《水滸》只反貪官，不反皇帝。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臘。這支農民起義隊伍的領先不好，投降。李逵、吳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願意投降。 ——《關於〈水滸〉的評論》，1975年8月14日[48] 關於外交[編輯]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悽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 1963年8月8日，毛澤東主席在北京接見非洲來賓時，應當時在古巴避難的美國黑人領袖、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北卡羅來納州門羅分會前主席羅伯特·威廉此前的要求，發表《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一條線、一大片 這次共同宣言實際就是我們的綱領，它不涉及具體事，提的都是原則問題，並不管波蘭和中國具體怎麼做法。這次開會實質上就是成立一個新的國際，但是沒有機構，由各黨的領導人參加，一切事情都需要經過大家同意，不能強迫接受，每國的黨也並不是其它支部。 ——同哥穆爾卡第一次會談時說，1957年11月6日[12]:264 蔣委員長畢竟是蔣委員長，他敢於當杜勒斯之面頂住美國的「兩個中國」政策，證明他仍然是個偉大的民族主義者。 ——在北京聽陳毅傳達情資後，1958年12月 金門打炮每一個環節都是我跟總理搞的，如何打法等等。那麼一個嚴重的局面，美國十二艘航空母艦來了六艘，第七艦隊是他最大的艦隊，搞邊緣政策，護航。這個地方是美國軍艦，這個地方是國民黨軍艦（主席講這兩句話時，擺兩個茶杯作比。——記錄者註）相隔這麼一點。他這裏鋪起美國國旗也不動，他也不打我們，我們也不打他，我們專打國民黨。這個事情不能粗枝大葉，要很準確，很有紀律，後頭轉到雙日不打單日打，以後又搞什麼告臺灣同胞書這套東西。每天全世界的一切輿論，一切消息，你都要看完，每天兩大本（指新華社編的內部資料《參考資料》——引者註），你才瞭解情況，才知道動向，不然怎麼決策？開頭我們不是在這裏報告了嗎？那個時候，我們跟張文白，還有許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門、馬祖搞回來。後頭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張治中——記錄者註）一道嗎？形勢不對了，金門、馬祖還是留給蔣委員長比較好，金、馬、台、澎都給他。因為美國就是以金、馬換台、澎這麼一個方針，如果我們只搞回金、馬來，恰好我們變成執行杜勒斯的路線了。所以，十月間回到北京的時候就改變了，金、馬、台、澎是一起的，現在統統歸蔣介石管，將來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國之大，何必急於搞金、馬？這樣，我們就不會變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們的領導者，就是以金、馬換台、澎，蔣介石不做總統。蔣介石不做總統，這個我們也不贊成的。美國人壓迫他，不要他做總統，要陳誠做，講好了的，蔣介石答應了的，陳誠也答應了的。後頭我們這個消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勁了，共產黨支持嘛，（笑聲）他現在決定做總統了，是蔣介石做總統比較好，還是別人做比較好？在目前看，還是蔣介石比較好。他這個人是親美派，但是親美親到要把他那點東西搞垮，他就不贊成。[12]:403-405 ——在民主黨派負責人座談會上講話，1959年9月15日 那時他們做得不對，不應該把兵艦調來調去。美國人沒有多大本領。他們以為我們（指中蘇雙方——引者註）在炮打金門問題上達成了協議。其實，那時我們雙方並沒有談這個問題。當時所以沒有跟你們談，是因為我們有這種想法，但是還沒有最後決定。我們沒有想到打炮會引起這麼大的風波，只是想打一下，沒曾想他們調動這麼多的兵艦。你們走了以後，我們在八月中旬才決定打。美國人在黎巴嫩總是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生怕別人打他。美國人沒有立刻弄清楚我們的目的，以為我們要打台灣，就把他們的軍隊從地中海、太平洋、西太平洋、日本、菲律賓調來。等到地中海艦隊開到新加坡的時候，一看沒甚麼事情啦，就在新加坡下來啦，引起了印尼的恐慌。我們一罵，他們就退回到菲律賓去了，住了兩個禮拜。可以看得出來，美國人這次部署很慌很亂。[12]:382 ——同赫魯曉夫談話，1959年9月30日 世界上的事情在變化，變化得特別快[21]:203。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勝利是逐步得來的，群眾的覺悟也是逐步提高的。包括我們在內，也是逐步覺悟起來的。[21]:203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小小寰球，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悽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正西風落葉下長安，飛鳴鏑。多少事，從來急；天地轉，光陰迫。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盪風雷激。要掃除一切害人蟲，全無敵。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1963年1月9日 萬惡的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制度是隨著奴役和販賣黑人而興盛起來的，它也必將隨著黑色人種的徹底解放而告終。 ——《呼籲世界人民聯合起來反對美國帝國主義的種族歧視、支持美國黑人反對種族歧視的鬥爭的聲明》，1963年8月8日 中國這個地方，美國軍隊來可以，不來也可以。來了沒有什麼很大的搞頭，我們不會讓美國軍隊得到好處。因為這點，也許他們就不來了。我們不會打到美國去，這我已經說了，你們可以放心。[21]:409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我們不會打出去，只有美國打進來，我們才打。這點有歷史作證。我國忙自己的事還忙不過來，打出去是犯罪的，為什麼要打出去？[21]:409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我們沒有什麼侵略政策可以放棄，我們沒有侵略。可是中國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裡發生革命，我們就發表聲明支持，並開些大會聲援。帝國主義討厭的就是這個。我們喜歡說空話，放空炮，但不出兵。放空炮，就叫侵略？出了兵的，反而不叫侵略？[21]:410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中國內戰取得勝利，主要是靠美國的武器，這證明沒有什麼外國正面的支持。實際上，南越是從美國取得武器。去年以來，他們不僅能取得武器，還補充兵力，經常俘虜南越偽軍。這同過去我們兵源之一是蔣介石的軍隊一樣，他們是受過訓練的，是被抓來強迫當兵的，一經俘虜就能參加我軍作戰。[21]:410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要走不好，不走也不好，這使美國政府處於困難的境地。要美國撤兵困難，不撤也困難。哪裡有點風吹草動，它就要派兵，就這麼調來調去。[21]:412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 世界上的事情總是那樣，你準備不好，敵人就來了；準備好了，敵人反而不敢來。[23]:89 ——〈聽取賀龍、羅瑞卿、楊成武彙報備戰計劃時的講話〉，1965年4月28日、4月29日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麼容易。有人想，「三線」建設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國主義不會等你的。它是不以我們的意志為轉移的。[23]:90 ——〈同汪東興談話〉，1965年6月6日 最近，美國黑人牧師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國主義者暗殺。馬丁·路德·金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但美帝國主義者並沒有因此對他寬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對他進行血腥的鎮壓。這一件事，深刻地教訓了美國的廣大黑人群眾，激起了他們抗暴鬥爭的新風暴，席捲了美國一百幾十個城市，是美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它顯示了在兩千多萬美國黑人中，蘊藏著極其強大的革命力量。……美國黑人的鬥爭，不僅是被剝削、被壓迫的黑人爭取自由解放的鬥爭，而且是整個被剝削、被壓迫的美國人民反對壟斷資產階級殘暴統治的新號角。它對於全世界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對於越南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的鬥爭，是一個巨大的支援和鼓舞。我代表中國人民，對美國黑人的正義鬥爭，表示堅決的支持。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同志支持美國黑人抗暴鬥爭的聲明》，1968年4月16日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現在世界上究竟誰怕誰？不是越南人民、寮國人民、柬埔寨人民、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怕美帝國主義，而是美帝國主義怕世界各國人民，一有風吹草動，它就驚慌失措。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 ——《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五二〇聲明》），1970年5月20日 我們辦事也有官僚主義。你們要搞人員往來這些事，搞點小生意。我們就死不肯。十幾年，說是不解決大問題，小問題不幹，包括我在內。後來發現還是你們對，所以就打桌球。 ——〈同尼克森談話〉，1972年2月21日[23]:324 我們下一代要多找些人學外國語，把外國的好的東西學過來，壞的東西不要，好的東西批判地吸收。 ——〈同周恩來、姬鵬飛、喬冠華、王殊談話〉，1972年7月24日[23]:317 關於防修反修[編輯] 我快要去見馬克思了，怎麼交代？你給我留個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幹！[23]:94 〈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插話〉，1965年10月12日 南沙不能丟……丟了就要亡黨亡國…… ——1976年8月30日在聽取其侄子、與中央政治局之間的聯絡員毛遠新匯報的新華社關於西沙、南沙考古工作的報導時說 還是我的那八個字：「衛星上天，紅旗落地。」 關於政治[編輯] 議員而不有職業的限制，則事實上仍然有錢的人當選，無錢的人落空……結果仍然是一種不利於平民的政治。 ——在長沙《大公報》連續發表《省憲法草案的最大缺點》，1921年4月25日至27日[5]:83 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向反革命派宣傳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傳」，便是《政治周報》的責任。……《政治周報》的體裁，十分之九是實際事實之敘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對於反革命派宣傳的辯論[5]:145。 ——主編之《政治周報》在廣州創刊，為該刊撰寫之《〈政治周報〉發刊理由》，1925年12月5日 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故土地問題為本黨中心問題。[4]:118-119 ——開始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1926年6月初 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次則陝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4]:122 ——制定《目前農運計劃》得到中央局批准，1926年11月15日 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24]:17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答覆當時黨內黨外對於農民革命鬥爭的責難而寫，1927年3月 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佔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取連絡。[4]:139 ——向中央提出《關於湘南運動的大綱》要點，1927年8月 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增加工錢，老闆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城市商人，積銖纍寸，只要服從，餘皆不論……敵方官兵，准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4]:187-188。 ——毛澤東起草、朱德毛澤東署名之《紅軍第四軍司令部佈告》，1929年1月 不到具備了政治上經濟上一切應有的條件之時，不到轉變對於全國最大多數人民有利而不是不利之時，不應當輕易談轉變。懷疑這一點而希望在很短的時間內去轉變，如像過去某些同志所謂民主革命在重要省份開始勝利之日，就是革命開始轉變之時，是不對的。這是因為他們看不見中國是一個何等樣的政治經濟情況的國家，他們不知道中國在政治上經濟上完成民主革命，較之俄國要困難得多，需要更多的時間和努力[24]:160-161。 ——〈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在陝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所作的報告，1935年12月27日 中國的情形是國民黨剝奪各黨派的平等權利，企圖指揮各黨聽它一黨的命令。我們提這個口號，如果是要求國民黨「一切」都要「經過」我們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們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國民黨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麼辦？國民黨的方針是限制我們發展，我們提出這個口號，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腳束縛起來，是完全不應該的。[6]:72-73 ——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作結論，批評「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之口號，1938年11月5日 蔣介石近來在軍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動上都表現是進步的，但在進步中更要限制我們。蔣之政策是聯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來各地磨擦增加。……我黨對目前事件的方針是「擁蔣反汪」。[6]:88 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討論汪精衛叛逃事件，1939年1月5日 應使全黨同志認識的，就是不要把各地發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嚴重現象孤立起來看。對於這些現象，應認識其嚴重性，應堅決反抗之，應不被這些現象的威力所壓倒。如果沒有這種精神，如果沒有堅決反抗這些現象的正確方針，如果聽任國民黨頑固派的「軍事限共」和「政治限共」發展下去，如果只從懼怕破裂統一戰線一點設想，那末，抗戰的前途就是危險的，投降和反共就將全國化，統一戰線就有破裂的危險。……黨的任務就在於：一方面，堅決反抗投降派頑固派的軍事進攻和政治進攻；又一方面，積極發展全國黨政軍民學各方面的統一戰線，力爭國民黨中的大多數，力爭中間階層，力爭抗戰軍隊中的同情者，力爭民眾運動的深入，力爭知識分子，力爭抗日根據地的鞏固和抗日武裝、抗日政權的發展，力爭黨的鞏固和進步。如此雙管齊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投降危險並爭取時局的好轉前途。所以，力爭時局好轉，同時提起可能發生突然事變（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變）的警覺性，這就是黨的目前政策的總方針。[6]:105-106 ——為中共中央起草對黨內之指示〈克服投降危險，力爭時局好轉〉，1940年1月28日 蔣在華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勢，經過我們幾個月的堅決反攻，可以説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勢打下去了[6]:104。 ——致彭德懷電，1940年2月20日 在國共關係中，「抗戰以來最大的勝利就是防線的劃定，現在我黨的力量可以起半決定作用」[6]:108。 ——在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發言，1940年3月23日 爭取中間勢力，就是爭取中等資產階級，爭取開明紳士，爭取地方實力派。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時局中的中間派。……爭取中間勢力是我們在抗日統一戰線時期的極嚴重的任務，但是必須在一定條件下才可能完成這個任務。這些條件是：㈠我們有充足的力量；㈡尊重他們的利益；㈢我們對頑固派作堅決的鬥爭，並能一步一步地取得勝利。[6]:108-109 ——在中共高級幹部會議上作〈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報告，1940年3月11日 「觀察今年大勢，國共有協調之必要與可能，而協調之時機，當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們應做些工作。」[6]:228 致董必武電，1944年2月4日 「蔣委員長萬歲！」 ——在重慶雙十協定會議談判時期一次茶會上高呼，1945年10月 農村和城市的情況不同，沒有別的黨派參加政府，但也有非黨幹部。沒有非黨幹部參加政府就會出毛病。共產黨要永遠與非黨人士合作，這樣就不容易做壞事和發生官僚主義。蘇聯也是共產黨與非黨合作，《真理報》說，政府幹部中黨員佔四分之三，其他是非黨幹部。中國永遠是黨與非黨的聯盟，長期合作。雙方要把幹部都當成自己的幹部看，打破關門主義。關門主義過去是有的，「三怕」的說法就是證明。[13]:24-25 ——同綏遠軍區負責人談話，1949年10月24日 民主這東西，有時看來似乎是目的，實際上，只是一種手段。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 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21]:309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他們（接班人）必須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模範執行者，必須學會「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領導方法，必須養成善於聽取群眾意見的民主作風。而不能像赫魯雪夫那樣，破壞黨的民主集中制，專橫跋扈，對同志搞突然襲擊，不講道理，實行個人獨裁。 ——《關於赫魯雪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發表於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報》 就是要講點民主。天天是講民主，天天不講民主。有那麼一些同志，叫別人講民主，自己就不講民主。[23]:72 〈中央工作會議記錄〉，1964年12月28日 關於科教衛體[編輯]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科學的東西，隨便甚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為科學是真理。 ——〈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 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學習的方法是「擠」和「鑽」，工作忙就要擠時間，看不懂就要鑽進去；中國本來把讀書就叫攻書，讀不懂的東西要當仇人一樣攻之……自古以來真正有學問的人，都不是從學堂裡學來的；進學校只是進一個門，要求得更進一步的學問，一定要在學校外邊學習，要長期研究；學習的最大敵人是不學到底，懂一點就滿足了，滿足是學習的最大頑敵[49]:124-125。 ——在中共中央幹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講話，1939年5月20日 幹部子弟學校，第一步應劃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級；第二步，廢除這種貴族學校，與人民子弟合一。 ——〈幹部子弟學校應逐步廢除〉，1952年6月14日 我們的教育方針，應該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體育幾方面都得到發展，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1957年2月27日 考試可以交頭接耳，甚至冒名頂替。冒名頂替的也不過是照人家的抄一遍，我不會，你寫了，我抄一遍，也可以有些心得。可以試點，要搞得活一些，不要搞得太死。[50] ——〈春節談話紀要〉，1964年2月13日 要允許學生上課看小說，要允許學生上課打磕睡，要愛護學生身體。教員要少講，要讓學生多看。我看你講的這個學生，將來可能有所做為。他就敢星期六不參加會，也敢星期日不按時返校。回去以後，你就告訴這學生，八、九點鐘回校還太早，可以十一點、十二點再回去。 ——和王海蓉同志的談話，1964年6月4日 「去搞階級鬥爭，那是大學，可以學到很多東西。什麼『北大』『人大』，還是那個大學好！我就是綠林大學的，在那裡學了點東西。」[51] ——關於哲學問題的講話，1964年8月18日 （陸）定一、康生、（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彭真同志：此事應當改變。畫男女老少裸體Model是繪畫和雕塑必須的基本功，不要不行，封建思想，加以禁止，是不妥的。即使有些壞事出現，也不要緊。為了藝術學科，不惜小有犧牲。請酌定。[21]:419 ——〈關於繪畫、雕塑使用模特問題〉，1965年7月18日 學政治經濟學的不能學北大的教授，北大有什麼出名的教授？這些東西不要先生教。先生教，這是個害人的辦法。組織分小組，自己讀書，自修大學。來來去去，半年一年，二年三年均可。不要考試，考試不是辦法。一本書考十題，一本書一百個觀點，不只是十分之一嗎？就考對了，對其他百分之九十怎麼辦呢？ ——〈 召見首都紅代會「五大領袖」時的談話 〉，1968年7月28日 現在這種教育制度，我很懷疑。從小學到大學，一共十六、七年，二十多年看不見稻、梁、菽、麥、黍、稷，看不見工人在怎樣做工，看不見農民怎樣種田，商品怎樣交換，身體搞壞了，真是害死人。 ——1965年12月21日 不要考試，考試幹什麼？一樣不考才好呢！對於考試一概廢除，搞個絕對化。誰考馬、恩、列、斯？誰考林彪同志？誰考我？ ——接見首都紅代會負責人的談話，1968年7月28日 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說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但學制要縮短，教育要革命，要無產階級政治掛帥，走上海工具機廠從工人中培養技術人員的道路。要從有實踐經驗的工人農民中間選拔學生，到學校學幾年以後，又回到生產實踐中去。 ——《從上海工具機廠看培養工程技術人員的道路》調查報告的編者按中的「七·二一指示」 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 ——《七古·殘句》，1916年冬 近人有言曰：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苟野蠻其體魄矣，則文明之精神隨之。 ——《體育之研究》，1917年 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沁園春·長沙》，1925年 發展體育運動，增強人民體質。 ——為新中國體育工作的題詞，1952年6月10日 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萬里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閒庭信步，今日得寬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龜蛇靜，起宏圖。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斷巫山雲雨，高峽出平湖。神女應無恙，當驚世界殊。 ——《水調歌頭·游泳》，1956年6月 你們打球贏了人家是好的，但光想贏人家也不好。雙方打球是友好比賽，活躍文體生活。強隊不要怕，弱隊要鼓勵。要尊重人家，要幫助人家，要幫助人家把你們贏了才好。友誼第一，比賽第二嘛。 ——在湖北武漢搞調研觀看籃球賽時提出，1969年5月 游泳是鍛鍊身體，是對身體有好處的。長江水深流急，可以鍛鍊身體，可以鍛鍊意志。 青年人，應該到大風大浪中去鍛鍊。 連我也感到上年歲了，但我還有精力，人也健壯。我每年還能暢遊長江，獨在中國其他河域裡暢遊過，還希望多游一點。如果你們三位不反對的話，我想在密西西比河裡游泳。但我估計另外三位：杜勒斯先生，尼克森先生、艾森豪先生，可能要反對。 杜波依斯回答毛澤東：「正相反，這三位很可能想見到你在密西西比河裡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真的嗎？如果這樣的話，我便近日內動身出發。就算是位旅遊者好了。我不談任何政治問題，只在密西西比河裡游泳。如果艾森豪先生允許的話，我倒還想看看他打高爾夫球呢。或許我再去醫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斯諾回憶說：「我想，毛為了權力而付出的重大代價之一是失掉了週遊世界的個人自由。他常說他很想一游美國。在保安，他告訴過我他希望能夠見見大峽谷和黃石公園；最近中國大事植樹造林也許得助於他對這兩個地方的興趣。我這次見到他時（編者註：1960年），他說他想要在還不太老的時候到密西西比河和波托馬克河中去游泳。他認為華盛頓不會同意他去波托馬克河，不過也許會讓他到密西西比河中一游。『在河口』他加了一句，那兒有50英里寬。」 「如果他們同意呢？」斯諾不失時機地問道。 「如果那樣的話，我可以在幾天之後就去，完全像一個游泳者。我們不談任何政治，只在密西西比河游泳，並且只在河口游游而已。」 救死扶傷，實行革命的人道主義。 ——應邀為中國醫科大學第一期畢業生（原紅軍衛校「軍醫十四期」）題詞，1941年（1940年9月，「中國工農紅軍衛生學校」經毛澤東提議更名為「中國醫科大學」。） 全黨動員、全民動員，消滅血吸蟲病。 ——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出的戰鬥號召，1956年2月17日（1956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通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把消滅血吸蟲病擺在了「消滅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的首位。） 讀六月三十日《人民日報》，餘江縣消滅了血吸蟲。浮想聯翩，夜不能寐。微風拂曉，旭日臨窗，遙望南天，欣然命筆。（其一）：綠水青山枉自多，華佗無奈小蟲何！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萬里，巡天遙看一千河。牛郎欲問瘟神事，一樣悲歡逐逝波。（其二）：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紅雨隨心翻作浪，青山著意化為橋。天連五嶺銀鋤落，地動三河鐵臂搖。借問瘟君欲何往，紙船明燭照天燒。 ——《七律二首·送瘟神》，發表於《人民日報》，1958年10月3日 告訴衛生部：衛生部的工作，只給全國人口的百分之十五服務，這百分之十五中主要還是老爺。廣大農民得不到醫療，一無醫，二無藥。衛生部不是人民的衛生部，改成城市衛生部或老爺衛生部，或城市老爺衛生部好了。……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嘛！ ——同身邊醫務人員談話，經整理後被稱為《六·二六指示》，1965年6月26日 關於哲學[編輯] 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於外界認識的真理性的標準。……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24]:284 ——〈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1937年7月 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而實踐和認識之每一循環的內容，都比較地進到了高一級的程度。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全部認識論，這就是辯證唯物論的知行統一觀。[24]:296-297 ——〈實踐論：論認識和實踐的關係——知和行的關係〉，1937年7月 新陳代謝是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24]:323 ——〈矛盾論〉，為克服存在於中國共產黨內的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曾在延安抗日軍事政治大學講演，1937年8月 「《墨子哲學思想》看了，這是你的一大功勞，在中國找出赫拉克利特來了。有幾點個別的意見，寫在另紙，用供參考……質與屬性不可分，但有區別的，一物的某些屬性可以除去，而其物不變，由於所以為其物的質尚存……說因果性的一段，似乎可以說同時即是必然性與偶然性的關係。『物之所以然』是必然性，這必然性的表現形態則是偶然性。必然性的一切表現形態都是偶然性，都用偶然性表現。……墨家的『欲正權利，惡正權害』、『兩而無偏』、『正而不可搖』，與儒家的『執兩用中』、『擇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變』是一個意思，都是肯定質的安定性，為此質的安定性而作兩條戰線斗爭，反對過與不及。」[8]:108 ——關於陳伯達寫的《墨子哲學思想》一文，致信陳伯達，1939年2月1日 一切新的東西都是從艱苦鬥爭中鍛鍊出來的。[7]:704 ——〈新民主主義論〉，在陝甘寧邊區文化協會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講演，1940年1月9日 「實事」就是客觀存在著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26]:801 ——〈改造我們的學習〉，在延安幹部會上所作的報告，1941年5月19日 情況是逐漸了解的，需要繼續不斷的努力。認識世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9]:378。 ——〈關於農村調查〉，1941年9月13日 全世界自古以來，沒有任何學問、任何東西是完全的，是再不向前發展的。地球是在發展的，太陽是在發展的，這就是世界。停止了發展就不是世界。事物總是有始有終的，只有兩個無限，時間和空間無限。無限是由有限構成的，各種東西都是逐步發展、逐步變動的。講這些，是為了解放思想，把思想活潑一下。腦子一固定，就很危險。要教育幹部，中央、省、地、縣四級幹部很重要，包括各個系統，有幾十萬人。要多想，不要死背經典著作，而要開動腦筋，使思想活潑起來。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 事情總是不完全的，這就給我們一個任務，向比較完全前進，向相對真理前進，但是永遠也達不到絕對完全，達不到絕對真理。所以，我們要無窮盡無止境地努力。 ——〈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方針〉，1945年4月21日[46]:300 舊的東西要一下子去掉很不容易，新的東西要一下子接受也不容易。[35]:489 ——〈工商業者要掌握自已的命運〉，1955年10月27日 一切會有變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讓位給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變成大的，因為大多數人要求變。[24]:289 ——〈美帝國主義是紙老虎〉，同兩位拉丁美洲人士談話的一部分，1956年7月14日[18]:71 什麼東西都是舊的習慣了新的就鑽不進去，因為舊的把新的壓住了。[18]:261 ——〈同新聞出版界代表的談話〉，1957年3月10日 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主動權，就是「高屋建瓴」、「勢如破竹」。這件事來自實事求是，來自客觀情況在人們頭腦中的真實的反映，即人們對於客觀外界的辯證法的認識過程。[21]:197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47]:215 我們是辯證唯物論的認識論者，不是形上學的認識論者。自由是必然的認識和世界的改造。由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在一個長期認識過程中逐步地完成的。[21]:198 ——〈主動權來自實事求是〉，1960年6月18日[47]:215 你們在座的都比我年輕。世界上大多數事情，都是年輕的、比較不出名的、地位比較低的、財富比較少的人做出來的。[21]:202 ——〈美帝國主義是中日兩國人民的共同敵人〉，1960年6月21日 哲學講半個鐘頭就行了，講久了反而講不清楚。 ——在一次彙報時的插話，1964年3月 如果我們的認識是有窮盡的，我們已經把一切都認識到了，還要我們這些人幹什麼？[21]:389 ——〈關於人的認識問題〉，1964年8月24日 人哪有長生不死的？古代帝王都想盡辦法去找長生不老、長生不死之藥，最後還是死了。在自然規律的生與死面前，皇帝與貧民都是平等的。 不但沒有長生不死，連長生不老也不可能。有生必有死，生、老、病、死，新陳代謝，這是辯證法的規律。人如果都不死，孔夫子現在還活著，該有兩千五百歲了吧？那世界該成個什麼樣子了呢？ 我死了可以開個慶祝會。你就上台去講話。你就講，今天我們這個大會是個勝利的大會，毛澤東死了，我們大家來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死得好。人如果不死，從孔夫子到現在，地球就裝不下了。新陳代謝嘛，『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我在世時吃的魚多，我死後把我扔到大海里餵魚吧。你們就對魚說：『魚兒呀！毛澤東向你們賠不是來了，他生前吃你們，現在你們吃他吧，你們吃肥了好去為人民服務。』這叫物質不滅定律。 關於史達林和個人崇拜[編輯] 慶祝史達林，這不是一件應景的事情。慶祝史達林，這就是說，擁護他，擁護他的事業，擁護社會主義的勝利，擁護他給人類指示的方向，擁護自己的親切的朋友。因為現在全世界上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受難者，只有史達林指示的方向，只有史達林的援助，才能解脫人類的災難。 ——〈史達林是中國人民的朋友〉，1939年12月20日[7]:657 我們認為毛主席可於十二月初動身去莫斯科[13]:36。 ——為中共中央起草的致王稼祥電，手稿，1949年11月9日 我準備於十二月初旬動身[13]:36。 ——接到史達林邀請電，致史達林電，修改件，1949年11月12日 要講心裡有氣，我也有一肚子氣，主要是對史達林。但是我沒有講過，我今天也只是講有氣就是了，甚麼氣我也不準備講。實際上現在我也沒有氣了，至少是氣不多了，時間過去了，史達林死了。應當承認，現在蘇聯同志的作風有很大的改變，並且還會改變，還會進步。蘇聯的發展是一個曲線，它是按照辯證法走路的。列寧的辯證法，史達林的形上學（若干部分，相當大一部分），現在又在回到辯證法。我很高興，看見蘇聯同志們的一些辯證法的文章，討論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史達林時代就不敢講。我到莫斯科來了兩次，頭一次使人不愉快。「兄弟黨」，那是一句話，講得好聽，實際上不平等。現在還要徵求意見。剛才赫魯曉夫同志不是提出組織起草委員會嗎？沒有採納的意見可以提出第二次，第三次。最後如果太多數認為不能採納，還可以保留，在實踐中間來看究竟哪個對。如果實踐證明提意見的對，而我們錯了，比如講，蘇聯、中國兩黨共同提出的這個草案錯了，那麼，我們就承認錯誤。這就是一種平等的關係。 ——在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開幕會上的講話，1957年11月14日[12]:268-269 個人崇拜有兩種，一種是正確的崇拜，如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史達林正確的東西，我們必須崇拜，永遠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們手裡，為什麼不崇拜呢？ ——在成都會議上說，1958年3月 恐怕有一點。據説史達林是有的，赫魯雪夫一點也沒有，中國人是有的。這也有點道理。赫魯雪夫倒台了，大概就是因為他沒有個人迷信。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埃德加·斯諾問「在俄國有人説中國有個人迷信。」[21]:408 你說我個人崇拜，你們美國人個人崇拜多呢！人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再答斯諾，1969年 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林彪）一吹，全黨全國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鐘馗。 ——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以後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頂峰」、「最高指示」一類的語言。 ——指示中宣部負責人，1966年7月 1967年9月20日，在武漢同武漢軍區負責人曾思玉、劉豐等談話時說：「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什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1968年5月下旬，他又來到武漢，看到到處都張貼著他的畫像和語錄，吩咐統統摘下來。他針對林彪稱他的話「一句頂一萬句」，對工作人員說：「人的一句話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不久，中共中央根據指示，專門發出文件指示，今後，「不經中央批准，不能再製作毛主席像章」，「各報紙平時不要用毛主席像作刊頭畫」，「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飯前讀語錄、向毛主席像行禮等形式主義的活動。'」 他們為什麼封我『四個官』？什麼永遠健康，難道人生還有不死的嗎？你們不要宣傳這些，要講馬克思主義萬歲，講馬列主義萬歲。不要宣傳個人，否則將來要吃大虧的。他們把我吹得越高，將來氣球穿泡了，就會跌得越慘，要粉身碎骨的……物質不滅嘛！ ——在武漢的賓館看到報紙上「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後對身邊的衛士們說 現在不同了，崇拜得過分，搞許多形式主義。比如「四個偉大」……過去這幾年有必要搞點個人崇拜。現在沒有必要，要降溫。 ——在書房會見斯諾時說，1970年12月18日 八屆十一中全會，有三個副詞（天才地、創造性地、全面地）。當時兵荒馬亂，那時需要嘛！九大不同了，要團結起來，爭取更大的勝利。現在就要降溫。到位立像，日曬雨淋，可憐噢！還有那四個偉大，我就四個偉大，你們就一個沒有中！ ——在杭州對浙江省負責人南萍、熊應堂、陳勵耘說，1971年9月3日 1975年國慶節，躺在病榻之上，自言自語道：「這也許是我過的最後的一個『十一』了吧？」工作人員安慰說：「怎麼會呢？主席，您可別這麼想。」認真地說：「怎麼不會呢？哪有不死的人呢？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毛澤東豈能例外？『萬壽無疆』，天大的唯心主義。」 關於經濟[編輯] 限制發展是錯誤的，不能限制發展，應該是充分利用或充分合理利用。……沿海地區要充分合理利用，不能限制。[12]:16-17 ——聽國務院主管輕工業部門之第四辦公室和紡織工業部彙報時說，1956年3月1日 自力更生為主，爭取外援為輔。 ——〈獨立自主地搞建設〉，1958年6月17日 關於婦女青年[編輯] 三面鐵網（社會、母家、夫家）堅重圍著，求生不能……這事件背後，是婚姻制度的腐敗，社會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獨立，戀愛不能自由。[5]:47-48 ——就轟動長沙城之新娘趙五貞因反對包辦婚姻在花轎內自殺事件，在1919年11月16日長沙《大公報》發表《對於趙女士自殺的批評》一文，分析趙五貞自殺 社會裡面既含有可使趙女士死的『故』，這社會便是一種極危險的東西。他可以使趙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錢女士、孫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就不能不高呼『社會萬惡』……男女之間，戀愛只算附屬，中心關係，還在經濟，就是為資本主義所支配……這便是女子被壓制不能翻身的總原因。[5]:48 ——在長沙《大公報》和《女界鐘》發表《趙女士的人格問題》、《婚姻問題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問題》、《女子自立問題》、《『社會萬惡』與趙女士》、《非自殺》、《戀愛問題——少年人與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問題》等九篇論文和雜感，集中抨擊封建禮教和中國的萬惡社會，1919年11月18日至28日 中國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種有系統的權力的支配，即：（壹（由壹國、壹省、壹縣以至壹鄉的國家系統（政權）；（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長的家族系統（族權）；(三)由閻羅天子、城隍廟王以至土地菩薩的陰間系統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種神怪的神仙系統——總稱之為鬼神系統（神權）。至於女子，除受上述三種權力的支配以外，還受男子的支配（夫權）。這四種權力——政權、族權、神權、夫權，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縛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的四條極大的繩索。農民在鄉下怎樣推翻地主的政權，已如前頭所述。地主政權，是壹切權力的基幹。地主政權既被打翻，族權、神權、夫權便 壹概跟著動搖起來。農會勢盛地方，族長及祠款經管人不敢再壓迫族下子孫，不敢再侵蝕祠款。壞的族長、經管，已被當作土 豪劣紳打掉了。從前祠堂裏「打屁股」、「沈潭」、「活埋」等殘酷的肉刑和死刑，再也不敢拿出來了。女子和窮人不能進祠 堂吃酒的老例，也被打破。衡山白果地方的女子們，結隊擁入祠堂，壹屁股坐下便吃酒，族尊老爺們只好聽她們的便。又有壹 處地方，因禁止貧農進祠堂吃酒，壹批貧農擁進去，大喝大嚼，土豪劣紳長褂先生嚇得都跑了。神權的動搖，也是跟著農民運 動的發展而普遍。許多地方，農民協會占了神的廟宇做會所。壹切地方的農民協會，都主張提取廟產辦農民學校，做農會經費 ，名之曰「迷信公款」。醴陵禁迷信、打菩薩之風頗盛行。北鄉各區農民禁止家神老爺(儺神)遊香。淥口伏波嶺廟內有許多 菩薩，因為辦國民黨區黨部房屋不夠，把大小菩薩堆於壹角，農民無異言。自此以後，人家死了人，敬神、做道場、送大王燈 的，就很少了。這事，因為是農會委員長孫小山倡首，當地的道士們頗恨孫小山。北三區龍鳳庵農民和小學教員，砍了木菩薩 煮肉吃。南區東富寺三十幾個菩薩都給學生和農民共同燒掉了，只有兩個小菩薩名「包公老爺」者，被壹個老年農民搶去了，他說：「莫造孽！」在農民勢力占了統治地位的地方，信神的只有老年農民和婦女，青年和壯年農民都不信了。農民協會是青 年和壯年農民當權，所以對於推翻神權，破除迷信，是各處都在進行中的。夫權這種東西，自來在貧農中就比較地弱壹點，因為經濟上貧農婦女不能不較富有階級的女子多參加勞動，所以她們取得對於家事的發言權以至決定權的是比較多些。至近年，農村經濟益發破產，男子控制女子的基本條件，業已破壞了。最近農民運動壹起，許多地方，婦女跟著組織了鄉村女界聯合會，婦女抬頭的機會已到，夫權便一天一天地動搖起來。總而言之，所有壹切封建的宗法的思想和制度，都隨著農民權力的升漲而動搖。但是現在時期，農民的精力集中於破壞地主的政治權力這壹點。要是地主的政治權力破壞完了的地方，農民對家族神 道男女關系這三點便開始進攻了。但是這種進攻，現在到底還在「開始」，要完全推翻這三項，還要待農民的經濟鬥爭全部勝利之後。因此，目前我們對農民應該領導他們極力做政治鬥爭，期於徹底推翻地主權力。並隨即開始經濟鬥爭，期於根本解決貧農的土地及其他經濟問題。至於家族主義、迷信觀念和不正確的男女關係之破壞，乃是政治鬥爭和經濟鬥爭勝利以後自然而 然的結果。若用過大的力量生硬地勉強地從事這些東西的破壞，那就必被土豪劣紳借為口實，提出「農民協會不孝祖宗」、「農民協會欺神滅道」、「農民協會主張共妻」等反革命宣傳口號，來破壞農民運動。湖南的湘鄉、湖北的陽新，最近都發生地 主利用了農民反對打菩薩的事，就是明證。菩薩是農民立起來的，到了壹定時期農民會用他們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 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共產黨對於這些東西的宣傳政策應當是：「引而不發，躍如也。」菩薩要農民自己去丟，烈女祠、 節孝坊要農民自己去摧毀，別人代庖是不對的。[5]:48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十四歲到二十五歲的青年們，要學習，要工作，但青年時期是長身體的時期，如果對青年長身體不重視，那很危險。青年比成年人更需要學習，要學會成年人已經學會了的許多東西。但是，他們的學習和工作的負擔都不能過重。尤其是十四歲到十八歲的青年，勞動強度不能同成年人一樣。青年人就是要多玩一點，要多娛樂一點，要跳跳蹦蹦，不然他們就不高興。以後還要戀愛、結婚。這些都和成年人不同。我給青年們講幾句話：一、祝賀他們學習好；三、祝賀他們工作好。我提議，學生的睡眠時間再增加一小時。現在是八小時，實際上只有六、七小時，普遍感到睡不夠。因為知識青年容易神經衰弱，他們往往睡不著，醒不來。一定要規定九小時睡眠時間。要下一道命令，不要討論，強迫執行。青年們要睡好，教師也要睡足。現在初中學生上課的時間也多了一些，可以考慮適當減少。積極分子開會太多，也應當減少。一方面學習，一方面娛樂、休息、睡眠，這兩方面要充分兼顧。工農兵青年們，是在工作中學習，工作學習和娛樂休息睡眠兩方面也要充分兼顧。三國時代，曹操帶領大軍下江南，攻打東吳。那時，周瑜是個『青年團員』，當東吳的統帥，程普等老將不服，後來說服了，還是由他當，結果打了勝仗。要充分相信青年人，絕大多數是會勝任的。個別人可能不稱職，也不用怕，以後可以改選掉。這樣做，基本方向是不會錯的。青年人不比我們弱。老年人有經驗，當然強，但生理機能在逐漸退化，眼睛耳朵不那麼靈了，手腳也不如青年敏捷。這是自然規律。要說服那些不贊成的同志。[16]:84-86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談話，1953年6月30日 規定的義務多了，權利少了，要放寬一點，使多數人能跟上去。重點要放在多數，不要只看到少數。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談話，1953年6月30日 原則性要靈活執行。應當是那樣，實際是這樣，中間有個距離。有些法律條文要真正實行，也還得幾年。比如婚姻法的許多條文，是帶著綱領性的，要徹底實行至少要三個五年計劃。「不要背後亂講」這一條，原則上是對的，但是不必寫在團章上。反對自由主義是長期的，黨內自由主義也還不少。不准人家在背後罵一句話，事實上辦不到。不要把框子搞得太小，主要是敵我界限要分明。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談話，1953年6月30日 群眾對領導者真正佩服，要靠在革命實踐中了解。真正了解，才能相信。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談話，1953年6月30日 要有準備有步驟地進行。我們歷來不打無準備無把握之仗，也不打只有準備但無把握之仗。[16]:87 〈青年團的工作要照顧青年的特點〉，接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主席團時的談話，1953年6月30日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謙虛；第二，祝你們身體好、學習好、將來工作好；第三，和蘇聯朋友要親密團結。 ——《在莫斯科會見我國留學生和實習生談話》，1957年11月17日 關於歷史人物[編輯] 主條目：毛澤東點評歷史人物 求學時期[編輯] 我懷鬱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願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盪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 ——1915年5月23日，迄今留下手跡之最早詩作，是給同學易永畦輓詩[4]:31 少年學問寡成，壯歲事功難立。[52]:28 ——關於求知，《致蕭子昇信》，1915年9月27日 子昇學長惠鑒：承上月三十日賜示，昨日始收到，敬悉一是。《甲寅》雜誌第十一第十二兩卷，欲閱甚殷，仍欲請兄剩暇向徐先生一借。星期日上午可否出城一遊？如借得，即請攜來；如無，則須借之楊先生。若是日天晴，可同往否？相違咫尺數日，情若千里三秋。肅此，敬頌學安。不一。弟 澤東上言 二月十九日[53] ——《致蕭子昇信》，1916年2月19日 邵西先生閣下：省城一面，幾回欲通音問，懶惰未果。近日以來，頗多雜思，四無親人，莫可與語。弟自得閣下，如嬰兒之得慈母。蓋舉世昏昏，皆是斫我志氣，無一可與商量學問，言天下國家之大計，成全道德，適當於立身處世之道。自慟幼年失學，而又日愁父師。人誰不思上進？當其求途不得，歧路彷徨，其苦有不可勝言者，蓋人當幼少全苦境也。今年暑假回家一省，來城略住，漫遊寧鄉、安化、益陽、沅江諸縣，稍為變動空氣，鍛鍊筋骨。昨十六日回省，二十日入校，二十二日開學，明日開講。乘暇作此信，將胸中所見，陳求指答，幸垂察焉。今之天下紛紛，就一面而言，本為變革應有事情；就他而言，今之紛紛，毋寧諸人本身本領之不足，無術以救天下之難，徒以膚末之見治其偏而不足者，猥曰吾有以治天下之全邪！此無他，無內省之明，無外觀之識而已矣。己之本領何在，此應自知也。以木薄 櫨之材，欲為棟梁之任，其胸中茫然無有，徒欲學古代奸雄意氣之為，以手腕智計為牢籠一世之具，此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如何能久？今之論人者，稱袁世凱、孫文、康有為而三。孫、袁吾不論，獨康似略有本源矣，然細觀之，其本源究不能指其實在何處，徒為華言炫聽，並無一干豎立、枝葉扶疏之妙。愚意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惟學如基礎，今人無學，故基礎不厚，時懼傾圮。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觀其收拾洪楊一役，完滿無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滿乎？天下亦大矣，社會之組織極複雜，而又有數千年之歷史，民智污塞，開通為難。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 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幸則與本源略近，不幸則背道而馳。夫以與本源背道而馳者而以之為臨民制治之具，幾何不謬種流傳，陷一世一國於敗亡哉？而豈有毫末之富強可言哉？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天下之生民，各為宇宙之一體，即宇宙之真理，各具於人人之心中，雖有偏全之不同，而總有幾分之存在。今吾以大本大源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然今之天下則紛紛矣！推其原因，一在如前之所云，無內省之明；一則不知天下應以何道而後能動，乃無外觀之識也。故愚以為，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此如大纛一張，萬夫走集；雷電一震，陰日壹皆開，則沛乎不可御矣！自昔無知識，近頃略閱書報，將中外事態略為比較，覺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污。蓋二者之勢力，無在不為所瀰漫也。思想道德必真必實。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於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儘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之。今人動教子弟宜立志，又曰某君有志，愚意此最不通。志者，吾有見夫宇宙之真理，照此以定吾人心之所之之謂也。今人所謂立志，如有志為軍事家，有志為教育家，乃見前輩之行事及近人之施為，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於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其始所謂立志，只可謂之有求善之傾向，或求真求美之傾向，不過一種之衝動耳，非真正之志也。雖然，此志也容易立哉？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此又學之所以貴乎幼也。今人學為文，即好議論，能推斷是非，下筆千言，世即譽之為有才，不知此亦妄也。彼其有所議論，皆其心中之臆見，未嘗有當於宇宙事理之真。彼既未曾略用研究工夫，真理從何而來？故某公常自謂：「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挑戰」，來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與否，亦未可知。蓋研究日進，前之臆見自見其妄，寧不誤盡天下！弟亦頗有蹈此傾向，今後宜戒，只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而枝葉扶疏，不宜妄論短長，占去日力。閣下以為何如？聖人，既得大本者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子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孟對答弟子之問，曾不能難，愚者或震之為神奇，不知並無謬巧，惟在得一大本而已。執此以對付百紛，駕馭動靜，舉不能逃，而何謬巧哉？（惟宗教家見眾人以為神奇，則自神奇之，如耶蘇、摩哈默德、釋迦牟尼。）欲人人依自己真正主張以行，不盲從他人是非，非普及哲學不可。吾見今之人，為強有力者所利用，滔滔皆是，全失卻其主觀性靈，顛倒之，播弄之，如商貨，如土木，不亦大可哀哉！人人有哲學見解，自然人己平，爭端息，真理流行，群妄退匿。某君語弟：人何以愚者多而智者少？老朽者聰明已蔽，語之真理而不能聽，促之而不能動，是亦固然不足怪。惟少年亦多不顧真理之人，只欲冥行，即如上哲學課，只昏昏欲睡，不能入耳。死生亦大矣，此問題都不求解釋，只顧稊米塵埃之爭，則甚矣人之不智！弟謂此種人，大都可憫。彼其不顧道理者，千百年惡社會所陶鑄而然，非彼所能自生也。且亦大可憐矣。終日在彼等心中作戰者，有數事焉：生死一也，義利一也，毀譽又一也。愚者當前，則只曰於彼乎，於此乎？歧路徘徊，而無一確實之標準，以為判斷之主。此如牆上草，風來兩邊倒，其倒於惡，固偶然之事；倒於善，亦偶然之事。一種籠統之社會制裁，則對於善者鼓吹之，對於惡者裁抑之。一切之人，被驅於此制裁之下，則相率為善不為惡，如今之守節、育嬰、修橋、補路，乃至孝、友、睦、雍、任、恤種種之德，無非盲目的動作。此種事實固佳，而要其制裁與被制裁兩面之心理，則固以為盲目的也，不知有宇宙之大本大源也。吾人慾使此愚人而歸於智，非普及哲學不可。小人累君子，君子當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政治、法律、宗教、禮儀制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終日經營忙碌，非為君子設也，為小人設也。君子已有高尚之智德，如世但有君子，則政治、法律、禮儀制度，及多餘之農、工、商業，皆可廢而不用。無如小人太多，世上經營，遂以多數為標準，而犧牲君子一部分以從之，此小人累君子也。然小人者，可憫者也，君子如但顧自己，則可離群索居，古之人有行之者，巢、許是也。若以慈悲為心，則此小人者，吾同胞也，吾宇宙之一體也。吾等獨去，則彼將益即於沉淪，自宜為一援手，開其智而蓄其德，與之共躋於聖域。彼時天下皆為聖賢，而無凡愚，可盡毀一切世法，呼太和之氣而吸清海之波。孔子知此義，故立太平世為鵠，而不廢據亂、昇平二世。大同者，吾人之鵠也。立德、立功、立言以盡力於斯世者，吾人存慈悲之心以救小人也。弟對於學校甚多不滿之處，他日當為書與閣下詳論之。現屆畢業不遠，畢業之後，自思讀書為上，教書、辦事為下。自揣固未嘗立志，對於宇宙、對於人生、對於國家、對於教育，作何主張，均茫乎未定，如何教書、辦事？強而為之，定惟徒費日力，抑且太覺糊塗。以糊塗為因，必得糊塗之果，為此而懼。弟久思組織私塾，采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過此即須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於私塾生活，以幾其深。懷此理想者，四年於茲矣。今距一年之後，即須實行，而基礎未立，所憂蓋有三事：一曰人，有師有友，方不孤陋寡聞；二曰地，須交通而避煩囂；三曰時，家薄必不能任，既不教書，闕少一分收入，又須費用，增加一分支出，三者惟此為難。然擬學顏子之簞瓢與范公之畫粥，冀可勉強支持也。閣下於此，不知贊否若何？又閣下於自己進修之籌畫，願示規模，作我楷法。思深言長，聊欲盡意，不覺其瑣。鄉弟 澤東謹上八月二十三日[52]:85-87 ——《給黎錦熙的信》，1917年8月23日 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奮鬥自勉〉，1917年[4]:41 ……君行吾為發浩歌，鯤鵬擊浪從茲始。洞庭湘水漲連天，艟艨巨艦直東指。……[54]:13 〈七古·送縱宇一郎東行〉，1918年 由共和到革新[編輯] 世界什麼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什麼力量最強？民眾聯合的力量最強。什麼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軍閥不要怕，資本家不要怕。[5]:42-43 ——《湘江評論》創刊宣言，1919年7月14日 「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種民眾的聯合，其實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學生的發蹤指示，哥老會的搖旗喚吶，新軍和巡防營一些丘八的張弩拔劍所造成的，與我們民眾的大多數，毫沒關係……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而在中國則「異軍特起，更有中華長城渤海之間，發生了五四運動……思想的解放，政治的解放，經濟的解放……壓迫愈深，反動愈大，蓄之既久，其發必速」[5]:43-44。 ——《湘江評論》第二號出版，刊載《民眾的大聯合》一文，在該刊第三號、第四號繼續連載，1919年7月21日 欺人太甚，有些難忍[5]:59。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湘人為人格而戰》，說張敬堯禍湘，1920年6月9日 湖南人應該更進一步，努力為「廢督運動」。怎樣廢去督軍，建設民治，乃真湖南人今後應該積極注意的大問題……我願湖南人望一望世界的大勢，兼想一想八九年來自己經過的痛苦，發狠地去幹這一著[5]:59。 ——直皖戰爭即將爆發，皖系無力挽回張敬堯失敗，當晚張敬堯出走，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1920年6月11日 社會的腐朽，民族的頹敗，非有絕大努力，給他個連根拔起，不足以言摧陷廓清。這樣的責任，乃全國人民的責任，不是少數官僚政客武人的責任……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贊助此自決者，湖南人之友。障礙此自決者，湖南人之仇[5]:59。 ——在上海《時事新報》發表《湖南人民的自決》，1920年6月18日 九年假共和大戰亂的經驗，迫人不得不醒覺，知道全國的總建設在一個期內完全無望。最好辦法，是索性不謀總建設，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實行「各省人民自決主義」。……湖南人沒有別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決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設一個「湖南共和國」。我曾著實想過，救湖南，救中國，圖與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攜手，均非這樣不行。[5]:63-64 ——在長沙《大公報》新開辟的「湖南建設問題」專欄，發表《湖南建設問題的根本問題——湖南共和國》一文，堅持先分省自治後解決全國總建設之觀點，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國之主張，1920年9月3日 湖南自治是現在唯一重大的事，是關係湖南人死生榮辱的事。我勸湖南人，我勸我叄千萬親愛的同胞，爹媽死了，且慢去埋，大家來將這自治的海堤築好再說。 ——〈為湖南自治敬告長沙三十萬市民〉，刊《大公報》，1920年10月7日 建國初期至文革前[編輯] 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12]:83 ——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1949年9月21日 這個圖案表現我們革命人民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13]:11-13 ——同周恩來在中南海豐澤園召開座談會，拿起🇨🇳五星紅旗圖樣說，1949年9月25日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為人民英雄紀念碑起草的碑文，1949年9月30日[16]:11 同胞們，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 本政府為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願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等項原項的任何外國政府，本政府均願與之建立外交關係。[13]:1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公告》，1949年10月1日 我們的總目標，是為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我們是一個六億人口的大國，要實現社會主義工業化，要實現農業的社會主義化、機械化，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究竟需要多少時間？現在不講死，大概是三個五年計劃，即十五年左右，可以打下一個基礎。到那時，是不是就很偉大了呢？不一定。我看，我們要建成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大概經過五十年即十個五年計劃，就差不多了，就象個樣子了，就同現在大不一樣了。現在我們能造什麼？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壺，能種糧食，還能磨成麵粉，還能造紙，但是，一輛汽車、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拖拉機都不能造。牛皮不要吹得太大，尾巴不要翹起來。當然，我不是講，能造一輛，尾巴就可以翹一點，能造十輛，尾巴就可以翹得高一點，隨著輛數的增加，尾巴就翹得更高一些。那是不行的。就是到五十年後象個樣子了，也要和現在一樣謙虛。如果到那時候驕傲了，看人家不起了，那就不好。一百年也不要驕傲。永遠也不要翹尾巴。[16]:130-131 ——〈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草案〉，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上講話，1954年6月14日 抗美援朝戰爭[編輯] 參見：韓戰 「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保家衛國。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一卷，第230頁 我們的經驗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個比較正確的領導，就可以用我們的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是偉大的，是有很重要意義的。第一，和朝鮮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線，守住了三八線。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線，前線仍在鴨綠江和圖們江，瀋陽、鞍山、撫順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產。第二，取得了軍事經驗。我們中國人民志願軍的陸軍、空軍、海軍，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鐵道兵、防空兵、通信兵，還有衛生部隊、後勤部隊等等，取得了對美國侵略軍隊實際作戰的經驗。這一次，我們摸了一下美國軍隊的底。對美國軍隊，如果不接觸它，就會怕它。我們跟它打了三十三個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國主義並不可怕，就是那麼一回事。我們取得了這一條經驗，這是一條了不起的經驗。第三，提高了全國人民的政治覺悟。由於以上三條，就產生了第四條：推遲了帝國主義新的侵華戰爭，推遲了第三次世界大戰。帝國主義侵略者應當懂得：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今後，敵人還可能打，就是不打，也一定要用各種辦法來搗亂，比如派遣特務進行破壞。他們在台灣、香港和日本這些地方，都設有龐大的特務機構。可是，我們在抗美援朝中得到了經驗，只要發動群眾，依靠人民，我們是有辦法來對付他們的。[16]:103-104 ——〈抗美援朝的偉大勝利和今後的任務〉，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9月12日 土地改革運動[編輯] 我們已經在北方約有一億六千萬人口的地區完成了土地改革，要肯定這個偉大的成績。我們的解放戰爭，主要就是靠這一億六千萬人民打勝的。有了土地改革這個勝利，才有了打倒蔣介石的勝利。今年秋季，我們就要在約有三億一千萬人口這樣廣大的地區開始土地改革，推翻整個地主階級。在土地改革中，我們的敵人是夠大夠多的。第一，帝國主義反對我們。第二，台灣、西藏的反動派反對我們。第三，國民黨殘餘、特務、土匪反對我們。第四，地主階級反對我們。第五，帝國主義在我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和宗教界中的反動勢力，以及我們接收的國民黨的文化教育機構中的反動勢力，反對我們。這些都是我們的敵人。我們要同這些敵人作鬥爭，在比過去廣大得多的地區完成土地改革，這場鬥爭是很激烈的，是歷史上沒有過的。[16]:21-22 ——〈不要四面出擊〉，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講話的一部分，1950年6月6日 鎮壓反革命運動[編輯] 對鎮壓反革命分子，請注意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16]:42 ——〈鎮壓反革命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鎮壓反革命運動的一些重要指示，1950年12月19日 所謂打得穩，就是要注意策略。打得准，就是不要殺錯。打得狠，就是要堅決地殺掉一切應殺的反動分子（不應殺者，當然不殺）。只要我們不殺錯，資產階級雖有叫喚，也就不怕他們叫喚。[16]:42 ——〈批轉湘西四十七軍關於鎮壓反革命情況的報告〉，1951年1月17日 在上海這樣的大城市，在今年一年內，恐怕需要處決一二千人，才能解決問題。在春季處決三五百人，壓低敵焰，伸張民氣，是很必要的。南京方面，請華東局指導該市市委好好布置偵捕審訊，爭取在春季處決一二百個最重要的反動分子。[55] ——〈關於對反革命分子必須打得穩打得准打得狠的電報〉，1951年1月17日 南京方面，據二月三日柯慶施同志給饒漱石同志的電報，已殺七十二人，擬再殺一百五十人，這個數目似太少。南京是一個五十萬人口的大城市，國民黨的首都，應殺的反動分子似不止二百多人……南京殺人太少，應在南京多殺。 ——〈對上海南京鎮反工作的指示〉，1951年2月12日 決定按人口千分之一的比例，先殺此數的一半，看情形再作決定 ——〈轉發中央公安部關於鎮反的報告〉，1951年4月22日 各大城市除東北外，鎮壓反革命的工作，一般地說來，還未認真地嚴厲地大規模地實行。從現在起應當開始這樣做，不能再遲了。這些城市主要是北京、天津、青島、上海、南京、廣州、漢口、重慶及各省省城，這是反革命組織的主要巢穴，必須有計劃地布置偵察和逮捕。在幾個月內，大殺幾批罪大有據的反革命分子。 ——〈在鄧小平關於土改、鎮反、抗美援朝綜合報告上的批註〉，1951年5月9日 人民說，殺反革命比下一場透雨還痛快……我希望上海、南京、青島、廣州、武漢及其他大城市、中等城市，都有一個幾個月至今年年底的切實的鎮反計劃……都能大殺幾批反革命。 ——〈華東局擬以華東公安部名義發出的執行第三次全國公安會議決議的具體方案〉，1951年5月28日 社會主義改造[編輯]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 新華社這幾年做了一些工作。但是，駐外記者派得太少，沒有自己的消息，有，也太少。為什麼不派？沒有幹部？中國這麼大，抽不出人？是不是中宣部過去沒有管？應該大發展，儘快做到在世界各地都能派有自己的記者，發出自己的消息。把地球管起來，讓全世界都能聽到我們的聲音[56]。 ——針對當時新華社在發展國外工作方面思想保守、行動遲緩的情況作出指示，1955年秋冬 吃飯不要錢的辦法，可以逐步實行，暫時不定，明年是否實行，到時候再看[12]:362。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協作區主任會議上講話，1958年8月24日 反右運動[編輯]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知識分子 參見：知識分子 蛇不讓它出來怎麽能捉它？我們要叫那些王八蛋出來唱戲，在報紙上放屁，長長他們的志氣。然後讓人民看清楚，人民就認識他了。我們是一逼一捉，一斗一捉，城裡捉，鄉里斗，好辦事。 ——在漢口會議上講話，1958年4月6日 馬克思是半知識分子。[57] 知識分子的身體也是不乾淨的，不但思想不乾淨。[58] 范文瀾同志最近寫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興。（這時站起來講話了）這篇文章引了許多事實，證明了厚今薄古是我國的傳統，引了司馬光……可惜沒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張「以古非今者族』，秦始皇是厚今薄古的專家。當然。我也不贊成引秦始皇。（林彪同志插話：秦始皇焚書坑儒）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干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反革命的知識分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是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了秦始皇一百倍。罵我們是秦始皇獨裁者，我們一貫承認，可惜的是，你們說的不夠，往往要我們加以補充。（大笑） ——《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講話（摘要）》，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上的講話，1958年5月8日 中國知識分子有幾種。工程技術人員接受社會主義要好一些。學理科的其次。學文科的最差。 ——〈關於板田文章的談話〉，1964年8月24日 大躍進及其後果[編輯]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七千人大會 人民公社建成以後，不要忙於改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還是以採用集體所有制為好，這可以避免在改變所有制的過程中發生不必要的麻煩。實際上，人民公社的集體所有制中，就已經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份了。這種全民所有制，將在不斷發展中繼續增長，逐步地代替集體所有制。由集體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過渡，是一個過程，有些地方可能較快，三、四年內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長一些的時間。過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國營工業那樣，它的性質還是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然後再經過多少年，社會產品普及並且提高了，社會主義時期還不得不保存的舊社會遺留下來的工農差別、城鄉差別、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這些差別不平等的資產階級法權的殘餘，也逐步地消失了，國家職能只是為了對付外部敵人的侵略，對內已經不起作用了，在這種時候，我國社會就將進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共產主義時代。[12]:362-363 ——《中共中央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問題的決議》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加寫一段話，1958年8月29日 現在許多人還不認識公社所有制必須有一個發展過程，在公社內，由隊的小集體所有制到社的大集體所有制，需要一個過程，這個過程要有幾年時間才能完成。他們誤認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產隊的生產資料、人力、產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領導機關直接支配。他們誤認社會主義為共產主義，誤認按勞分配為按需分配，誤認集體所有制為全民所有制。他們在許多地方否認價值法則，否認等價交換。因此，他們在公社範圍內，實行貧富拉平，平均分配，對生產隊的某些財產無代價地上調，銀行方面也把許多農村中的貸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調、三收款，引起廣大農民的很大恐慌。[21]:10 ——〈在鄭州會議上的講話〉（節選），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話，批評一些領導幹部，1959年2月27日[20]:39 一月二十六日的會議是我建議召開的。會前，我找了幾個中央同志談工業問題。陳雲同志表示了非常正確的意見……武漢會議（武昌召開之八屆六中全會）定的指標難於完成。我當時說，完不成拉倒。我從來就說，我們的總路線究竟正確，要觀察，有待證明。[20]:33 ——在上海召開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1959年4月5日 怎麼搞的，你陷入那個軍事俱樂部去了。……願借你同志之箸，為你同志籌之。兩個字，曰：「痛改」。[20]:118 ——寫信給張聞天，廬山會議前，1959年 「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只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面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達到。……[21]:75-82 ——提出廬山會議準備討論之題目時講話，1959年6月29日 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志，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21]:75。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去廬山出現席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在船上同協作區主任委員的談話和7月2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如果真正重視了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安排好了輕、農，也不一定要改為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21]:78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去廬山出現席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在船上同協作區主任委員的談話和7月2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過去陳雲同志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志不贊成。現在看來，陳雲同志的意見是對的。[21]:78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去廬山出現席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在船上同協作區主任委員的談話和7月2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21]:78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去廬山出現席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在船上同協作區主任委員的談話和7月2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21]:79。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959年6月29日去廬山出現席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在船上同協作區主任委員的談話和7月2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 手裡有糧，心裡不慌，腳踏實地，喜氣洋洋[21]:84。 ——〈糧食問題〉，在廬山政治局擴大會議期間為印發糧食部副部長陳國棟1959年7月4日《關於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度糧食分配和糧食收支計劃調整意見的報告》寫的批語，1959年7月5日 史達林說，破壞了規律才能認識規律。這句話對，但不全面。我們要從勝利和失敗兩方面來認識規律。和戰爭一樣，打敗仗可以認識規律，打勝仗也能認識規律，不能說只有打敗仗才能認識規律。要從成績和錯誤、缺點兩方面來認識。我們為甚麼搞一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這是鑒於史達林走的彎路。農業長期短腿，大中小結合、地方和中央結合等這樣的問題，蘇聯幾十年沒有解決。我們還算抓得快，改得快吧。……從具體事實來說，確實有些得不償失的事。但是總的來說，不能說得不償失。取得經驗是要付學費的。全國大辦鋼鐵，賠了二十多億，全黨全民學了煉鋼鐵，算是出了學費。煉鋼鐵的小土群轉化為小洋群，否定了小土群，但小洋群不要否定，要注意縮短提高質量的過程。[20]:91-95 ——召集會議並作長篇講話，1959年7月10日 為甚麼不讓人家講呢？神州不會陸沉，天不會掉下來。因為我們做了些好事，腰桿子硬。……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並不那麼多。我同意同志們的意見。……[20]:103-108 ——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會議主題從糾「左」轉到反右，1959年7月23日 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20]:110 ——〈對於一封信的評論〉，手稿，1959年7月26日 高指標成了一種負擔。一改下來，我們擔子就輕了。這是自己立起一個菩薩，然後向它拜。我們現在破除迷信，把菩薩打爛，重新立一個合乎實際的指標。……我們的路線究竟對不對？現在有一些同志發生懷疑。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所定的這條路線發生了問題。……他們要攻擊這個總路線，想要破壞這個總路線。……他們感覺到需要有一種空氣，需要有一種民主，並且認為過去就是不民主，許多問題沒有徹底討論。因此我們感覺政治局擴大會議不夠了，這個民主還小了，現在就請同志們，大家來開中央全會，這個民主大一些。……現在有一種分裂的傾向。……那麼，對於犯錯誤的同志怎麼辦呢？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者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團結的目的，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只有這種方法。……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而是反右的問題了。[20]:115-117。 ——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開始舉行講話，1959年8月2日 所謂一百八十度的轉變。說我這個人變來變去，我是蝙蝠。開始算是你們『俱樂部』的，後頭又不算『俱樂部』的了，退出你們那個黨，來了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 ——《廬山會議實錄》第298頁 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我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的一個兒子被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始作俑者是我，應該斷子絕孫。 ——《廬山會議紀實》 一個高級社（現在是生產隊）一條錯誤，七十幾萬個生產隊，七十幾萬條錯誤。要登報，一年到頭也登不完。這樣結果如何？國家必垮台。就是帝國主義不來，人民也要起來革命，把我們這些人統統打倒。辦一張專講壞話的報紙，……只要你登七十萬條，專登壞事，那還不滅亡啊！不要等美國、蔣介石來，我們國家就滅亡，這個國家應該滅亡。 ——《廬山會議實錄（增補本）》第136頁 假如辦十件事，九件是壞的，都登在報上，一定滅亡。（假如你們要登在報上，自找滅亡）那我就走，到農村去，率領農民推翻政府，你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找紅軍去。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59] 同志們，自己的責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來，有屁放出來，肚子就舒服了。 ——〈在廬山會議上的講話〉，1959年7月23日[60] 以生產隊為基礎的三級所有制……在一九六七年我國第三個五年計劃最後完成的一年以前，堅決不變……在現階段，在很長時的時期內，至少在今後二十年內，人民公社分配原則還是按勞分配[20]:212-213。 ——對中共中央關於人民公社當前政策之緊急指示信稿之修改，1960年11月3日 必須在幾個月內下決心徹底糾正十分錯誤的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幹部特殊風和對生產瞎指揮風，而以糾正共產風為重點，帶動其餘四項歪風的糾正。……一定要走群眾路線，充分發動群眾自己起來糾正幹部的五風不正，反對恩賜觀點。[21]:220-221 ——為中共中央起草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之指示，1960年11月15日 毛澤東同志對這個報告看了兩遍，他說還想看一遍，以便從其中吸取教訓和經驗。他自己說，他是同一切願意改正錯誤的同志同命運、共呼吸的。他說，他自己也曾犯了錯誤，一定要改正。[21]:222-223 ——為中共中央起草之轉發甘肅省委關貫徹中央緊急指示信之第四次報告之批語，1960年11月28日 如果社、隊劃小以後，大隊與大隊之間的平均主義解決了，現在還存在兩種平均主義沒有解決，一個是小隊與小隊之間的平均主義，一個是個人與個人之間的平均主義。[20]:243 ——同陶鑄等談話簡要，1961年2月25日 在廬山會議之前，我們對情況的了解還是比較清楚的，但在廬山會議之後就不大清楚了。因為廬山會議之後一反右，有人講真實話，講困難，講存在的問題，講客觀實際情況等等，都被認為是右的東西。結果造成一種空氣，不敢講真實情況了。相反就產生了另外一種情緒，不講實際了，例如河南本來糧食產量只有二百四十億斤，他們說有四百多億斤，這都是反右反出來的。……廬山會議是要反右的，但是接著就在群眾中反右，這就壞了。……這個教訓值得我們吸取，這件事也教育了我們，反「左」中間插了一個反右，在群眾中間一反，結果就反出一個浮誇風。廬山會議反右這股風把我們原來的反「左」割斷了。[20]:244-245 ——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著重談人民公社體制問題，1961年3月5日 這個原則是肯定了的，今年不劃小，明年得劃小，明年不劃小，後年一定得劃小，橫直是要劃小就是了[20]:247。 ——在廣東省委三號樓，主持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再次強調公社規模要劃小，1961年3月5日 窮富隊拉平的問題，現在已經證明，對富隊不好，對窮隊也不好。必須對生產大隊下面的生產小隊，區別對待。小隊裡頭人與人之間的平均主義，也就是勞動力多的與勞動力少的社員戶之間的矛盾。[20]:252 ——在廣東省委小島餐廳，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講話，1961年3月14日 廬山會議本應繼續解決鄭州會議沒有解決的問題，中間來了一個插曲，反右，其實應該反「左」。……餓死人，到一九六〇年夏天才反映到中央。[20]:255 ——同陳伯達等談話，1961年3月19日 沒有民主，不可能有正確的集中，因為大家意見分歧，沒有統一的認識，集中制就建立不起來。……我們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制。[21]:289-304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只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只要採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批評和自我批評是一種方法，是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除此以外，沒有別的方法。但是，如果沒有充分的民主生活，沒有真正實行民主集中制，就不可能實行批評和自我批評這種方法。我們現在不是有許多困難嗎？不依靠群眾，不發動群眾和幹部的積極性，就不能克服困難。但是，如果不向群眾和幹部説明情況，不向群眾和幹部交心，不讓他們説出自己的意見，他們還對你感到害怕，不敢説話，就不可能發動他們的積極性。我在一九五七年這樣説過，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黨內黨外都應當有這樣的政治局面。沒有這樣的政治局面，群眾的積極性是不可能發動起來的。克服困難，沒有民主不行。當然沒有集中更不行，但是，沒有民主就沒有集中。[21]:293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這是很錯誤的。哪有一個人説了就算的道理呢？我這是指的大事，不是指有了決議之後的日常工作。只要是大事，就得集體討論，認真地聽取不同的意見，認真地對於複雜的情況和不同的意見加以分析。要想到事情的幾種可能性，估計情況的幾個方面，好的和壞的，順利的和困難的，可能辦到的和不可能辦到的。盡可能地慎重一些，周到一些。[21]:295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干過許多蠢事嗎？[21]:306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只要不是違反紀律的，只要不是搞秘密集團活動的，我們都允許他講話，而且講錯了也不要處罰。講錯了話可以批評，但是要用道理說服人家。說而不服怎麼辦？讓他保留意見。[21]:307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還有個王實味，是個暗藏的國民黨探子。在延安的時候，他寫過一篇文章，題名《野百合花》，攻擊革命，誣蔑共產黨。後頭把他抓起來，殺掉了。那是保安機關在行軍中間，自己殺的，不是中央的決定。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是提出批評，認為不應當殺。他當特務，寫文章罵我們，又死不肯改，就把他放在那裡吧，讓他勞動去吧，殺了不好。人要少捕、少殺。動不動就捕人、殺人，會弄得人人自危，不敢講話。在這種風氣下面，就不會有多少民主。[21]:309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帽子，最好由人家自己戴，而且要戴得合適，最好不要由別人去戴。他自己戴了幾回，大家不同意他戴了，那就取消了。這樣，就會有很好的民主空氣。我們提倡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目的就是要使人心裡不怕，敢於講意見。對於犯了錯誤的人，對於那些不讓人講話的人，要採取善意幫助的態度。不要有這樣的空氣：似乎犯不得錯誤，一犯錯誤就不得了，一犯錯誤，從此不得翻身。一個人犯了錯誤，只要他真心願意改正，只要他確實有了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表示歡迎。頭一、二次自我批評，我們不要要求過高，檢討得還不徹底，不徹底也可以，讓他再想一想，善意地幫助他。人是要有人幫助的。應當幫助那些犯錯誤的同志認識錯誤。如果人家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願意改正錯誤，我們就要寬恕他，對他採取寬大政策。只要他的工作成績還是主要的，能力也還行，就可以讓他在那裡繼續工作。[21]:309-310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要發揚民主，要啟發人家批評，要聽人家的批評。[21]:310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1962年1月30日 賽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為宜，請酌定。[20]:327 ——批示周恩來，1962年4月27日 蔣匪軍多數人是被迫來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黨是想到大陸來拚命的，或者是為了到大陸沿海地區進行搶劫，想發橫財的。因為台灣人少，兵員不足，匪幫頭子們則想到大陸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壯年補充部隊。[20]:331 ——在新華社《關於蔣軍準備竄犯我沿海地區》電訊稿中加寫手稿，1962年6月11日 國際形勢是很好的，國內形勢過去幾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這兩年是低潮，因為我們辦錯了許多事，主要是高徵購、瞎指揮這兩件大錯誤。各種的瞎指揮，農業的瞎指揮，工業的瞎指揮，幾個大辦。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們就開始改變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鄭州會議就開始講這個問題了，就看出這個問題了。然後就開了武昌會議、第二次鄭州會議和上海會議。……我現在再講一點，關於我們怎麼對待國內和黨內的修正主義的問題。我說，還是照我們歷來的方針不要改變，即：不管犯了甚麼錯誤的同志，只要認真改變，我們就歡迎。還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風運動的那個路線，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團結－批評－團結。……我們是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一看二幫嘛。[20]:355-358 ——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全體會議上講話，1962年9月24日 從美蘇核威脅到兩彈一星[編輯] 參見：原子彈、中國人民解放軍火箭軍 原子彈只是一隻美國用來嚇唬人的紙老虎。看樣子可怕，其實並不可怕。當然原子彈是一種大規模屠殺的武器，但是決定戰爭勝敗的是人民，而不是一兩件新式武器。 ——1946年8月6日，會見美國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到原子彈問題 研製飛彈、原子彈，創建中國戰略核力量、打破核壟斷 ——1956年，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毛主席作出的決策 （1956年1月1日下午3時，空氣動力學家、中國飛彈之父錢學森給解放軍高級將領講課時在黑板上寫下「火箭軍」三字。他預言飛彈戰將是未來戰爭必定出現的場景，建議中央軍委組建一支專門的飛彈部隊。） 我們不但要有更多的飛機和大炮，而且還要有原子彈。在今天的世界上，我們要不受人家欺負，就不能沒有這個東西。 ——《論十大關係》（1956年4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61] 現在還要估計一種情況，就是想發動戰爭的瘋子，他們可能把原子彈、氫彈到處摔。他們摔，我們也摔，這就打得一塌糊塗，這就要損失人。問題要放在最壞的基點上來考慮。我們黨的政治局開過幾次會，講過這個問題。現在要打，中國只有手榴彈，沒有原子彈，但是蘇聯有。要設想一下，如果爆發戰爭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億人口，可能損失三分之一；再多一點，可能損失一半。不是我們要打，是他們要打，一打就要摔原子彈、氫彈。我和一位外國政治家辯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打原子戰爭，人會死絕的。我說，極而言之，死掉一半人，還有一半人，帝國主義打平了，全世界社會主義化了，再過多少年，又會有二十七億，一定還要多。我們中國還沒有建設好，我們希望和平。但是如果帝國主義硬要打仗，我們也只好橫下一條心，打了仗再建設。每天怕戰爭，戰爭來了你有什麼辦法呢? 我先是說東風壓倒西風，戰爭打不起來，現在再就如果發生了戰爭的情況，作了這些補充的說明，這樣兩種可能性都估計到了。 ——1957年11月18日於莫斯科，在共產黨和工人黨國際會議上的講話[62]，引發震動和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總書記的恐慌「中國6億人，我們才2000萬啊」 文化大革命到暮年[編輯] 維基百科中的相關條目： 文化大革命 像文化大革命這樣的政治運動要「七八年再來一次」。 我們都老了，下一代能否頂住修正主義思潮，很難說，文化革命是長期艱巨的任務。我這一輩子完不成，必須進行到底。[23]:103 ——〈同康生、張春橋等談話〉，1966年3月30日 事物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23]:107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事物不斷也走向反面。不僅是量變，而且要起質變；只有量變，不起質變，那就是形上學。[23]:107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代表團談話記錄〉，1966年5月5日 關於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亂。放手發動群眾，要大搞，這樣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來，不一定派工作組，右派搗亂也不可怕。北大一張大字報，把文化革命的火點燃起來了！這是任何人壓制不住的一場革命風暴。這次運動的特點是來勢兇猛，左派特別活躍，右派也在頑抗、破壞，但一定不佔優勢。打擊面寬是必定的，不可怕，然後分類排除。[63] ——〈同各大區負責人在杭州談話〉，1966年6月10日 要在運動中把左派領導核心建立起來，使這些人掌握領導權。不要論甚麼資格、級別、名望，不然這個文化陣地我們還是佔領不了的。在過去的鬥爭中出現了一批積極分子，在這場運動中湧現了一批積極分子，依靠這些人把文化革命進行到底。[64] ——〈同各大區負責人在杭州談話〉，1966年6月10日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對立統一。事物總是有兩個對立面。你們黨如果只有完全的團結，沒有對立面，就不符合實際。全世界的黨都分裂嘛。[23]:114-115 ——〈同胡志明談話〉，1966年6月10日 天下大亂，達到天下大治。過七八年又來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來。他們為自己的階級本性所決定，非跳出來不可。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我歷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我是被他們迫上梁山的，看來不同意他們不行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吧。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經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義，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事物總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準備跌得粉碎的。那也沒有什麼要緊，物質不滅，不過粉碎罷了。全世界一百多個黨，大多數的黨不信馬列主義了，馬克思、列寧也被人們打得粉碎了，何況我們呢？我勸你也要注意這個問題，不要被勝利沖昏了頭腦，經常想一想自己的弱點、缺點和錯誤。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中國自從1911年皇帝被打倒以後，反動派當權總是不能長久的。最長的不過二十年（蔣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蔣介石利用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又開了一個黃埔學校，收羅了一大批反動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幾乎整個地主資產階級都擁護他，那時共產黨又沒有經驗，所以他高興地暫時地得勢了。但這二十年中，他從來沒有統一過，國共兩黨的戰爭，國民黨和各派軍閥之間的戰爭，中日戰爭，最後是四年大內戰，他就滾到一群海島上去了。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中國如發生反共的右派政變，我斷定他們也是不得安寧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會容忍的。那時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話得勢於一時，左派則一定會利用我的另一些話組織起來，將右派打倒。這次文化大革命，就是一次認真的演習。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凡是右派越囂張的地方，他們失敗就越慘，左派就越起勁。這（指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全國性的演習，左派、右派和動搖不定的中間派，都會得到各自的教訓。結論：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還是這兩句老話。 ——在武漢〈給江青的信〉，1966年7月8日 不要搞工作組，可以搞點觀察員進行調查研究，不要發號施令。整風，關門整風才不行哩！過去《人民日報》不在我們手裡，文化部不在我們手裡，北京市委不在我們手裡，這些東西都不在我們手裡，不發表聶元梓那樣的大字報，那才不行哩！現在我們有些同志害怕群眾，共產黨員害怕群眾那還了得？下去搞兩個鐘頭也好，不要老坐在屋裡嘛！下去頭腦就清醒一點。 ——〈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談話〉，1966年7月24日[23]:119 主要是要改變派工作組的政策。不要工作組，要由革命師生自己搞革命，成立革命委員會，不那麼革命的中間狀態的人也參加一部分。誰是壞人？壞到甚麼程度？如何革命？只有他們懂得，工作組不懂得。他們到了那裡，不搞革命。 ——〈同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等和大區書記談話〉，1966年7月25日[23]:120 長江，別人都說很大，其實，大，並不可怕。美帝國主義不是很大嗎？我們頂了他一下，也沒有啥。所以，世界上有些大的東西，其實並不可怕。 ——載1966年7月26日《人民日報》 黨的政策不主張打人。但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以後不許打人。 ——《關於打人問題》，1966年8月1日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寫得何等好呵！請同志們重讀這一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在50多天裡，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卻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想到1962年的右傾和1964年形「左」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發人深醒的嗎？[65] ——1966年8月1日至8月12日中國共產黨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一次全體會議期間，8月5日用鉛筆在一張報紙的邊角上寫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8月7日在謄清稿上修訂後加標題並附聶元梓等七人的大字報由當日會議印發 你（劉少奇）在北京專政嘛，專得好！[23]:12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上，1966年8月4日 講客氣一點，是方向性錯誤，實際上是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反對無產階級革命。為甚麼天天講民主，民主來了，又那麼怕？[23]:12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上，1966年8月4日 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23]:124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擴大會議上，1966年8月4日 危害革命的錯誤領導，不應當無條件接受，而應該堅決抵制。[23]:111 ——〈對《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歡呼北大的一張大字報》寫的批註〉，1966年8月5日 什麼池淺王八多，要改一個字，明明是池深王八多嘛！[23]:124-125 ——有人在北京大學大歷史系貼出一副對聯「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被監督北大文革的李訥匯報給聽了，回應道 至於這次全會所決定的問題，究竟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要看以後的實踐。我們所決定的那些東西，看來群眾是歡迎的。比如中央主要的一個決定就是關於文化大革命，廣大的學生和革命教師是支持我們的，而過去那些方針，廣大的革命學生跟革命教師是抵抗的，我們是根據這些抵抗來制定這個決定的。[23]:127-128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對犯錯誤的同志總是要給他出路，要准許改正錯誤。不要認為別人犯了錯誤，就不許他改正錯誤。我們的政策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一看二幫，團結——批評——團結。[23]:127-128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我們這個黨不是黨外無黨，我看是黨外有黨，黨內也有派，從來都是如此，這是正常現象。我們過去批評國民黨，國民黨說黨外無黨，黨內無派，有人就說，「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我們共產黨也是這樣，你說黨內無派？它就是有，比如說對群眾運動就有兩派，不過是占多占少的問題。[23]:127-128 ——〈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會上的講話〉1966年8月12日 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著。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說他有能力嗎？ ——在中央政治局匯報會上的講話，1966年10月 這不是個別人的問題，這是一個階級反對另一個階級。有些人不很理解，說我們太過分了。[23]:154 ——同波蘭客人楊力談話，1966年12月21日 青年是文化大革命的大軍！要把他們充分發揮出來。 ——1966到了7月19日「毛澤東同志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 回到北京後，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些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鎮壓學生運動。誰鎮壓學生運動？只有北洋軍閥！共產黨怕學生運動是反馬克思主義。有人天天說走群眾路線，為人民服務，而實際上是走資產階級路線，為資產階級服務。團中央應該站在學生這邊，可是他站在鎮壓同學那邊，誰反對文化大革命？美帝、蘇修、日本反動派。 ——1966到了7月19日「毛澤東同志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 我們相信群眾，做群眾的學生，才能當群眾的先生，現在這個文化大革命是個驚天動地的事情。能不能，敢不敢過社會主義這一關？這一關是最後消滅階級，縮短三大差別。 ——1966到了7月19日「毛澤東同志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 反對，特別是資產階級「權威」思想，這就是破。如果沒有這個破，社會主義的立，就立不起來；要做到一斗、二批、三改，也是不可能的。坐辦公室聽匯報不行。只有依靠群眾，相信群眾，鬧到底。準備革命革到自己頭上來。黨政領導、黨員負責同志，應當有這個準備。現在要把革命鬧到底，從這方面鍛鍊自己，改造自己，這樣才能趕上。不然，就只有靠在外面。 ——1966到了7月19日「毛澤東同志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 靠你們(指中央首長）引火燒身，煽風點火，敢不敢？因為是燒到自己頭上。同志們這樣回答：準備好，不行就自己罷自己的官。生為共產黨員，死為共產黨員。坐沙發、吹風扇的生活不行。 ——1966到了7月19日「毛澤東同志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 凡是鎮壓學生運動的人，都沒有好下場！ ——1966到了7月19日「毛澤東同志同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的談話」 犯了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還得了？哪個不犯錯誤？我也犯。[23]:169 ——〈同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談話記錄〉，1967年1月22日 對群眾我們不能潑冷水，但要說服。[23]:169 ——〈同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人員談話記錄〉，1967年1月22日 「懷疑一切，打倒一切，是無政府主義。」[23]:175 ——〈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紀錄〉，1967年2月12日 「把工人、學生提上來，掌握了權，沒有經驗，幾個月就變了，很不穩定。」[23]:175 ——〈同張春橋、王力、姚文元、戚本禹談話紀錄〉，1967年2月12日 「亂是由於階級鬥爭，兩派鬥爭，左派同右派鬥爭。亂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天掉不下來。我曾經給別的外國朋友講過：第一，天掉不下來；第二，山上的草木照樣長，你不信到山上去看看；第三，河裡的魚照樣游；第四，女人照樣生孩子。」[23]:180 ——在同剛果（布）政府保安代表團談話，1967年5月16日 「有的『四大』（指大嗚、大放、大辯論、大字報）搞得很慘，何必那麼搞？犯錯誤的幹部，主要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另外是長期脫離群眾，現在群眾要報復一下。現在搞一下也沒有甚麼了不得，又不是向敵人下跪。」[23]:193 ——聽取中央文革小組彙報時講話，著重如何控制局勢，1967年9月4日 「現在有點嚴肅、緊張有餘，團結、活潑不足。要講團結。幹部有錯誤，有問題，不要背後說，找他個別談，或在會議上講。」[23]:194 ——〈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紀錄〉，1967年9月9日 龍潛整得過分啦，搞噴氣式，罰跪，捱打，掛牌子。為甚麼會產生這樣的事？一個是執行了資產階反動路線，群眾有氣；一個是官作大了薪水多了，有事不跟人家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嚴重脫離群眾，到處罵人、訓人。[23]:194 ——〈同楊成武、張春橋、余立金談話紀錄〉，1967年9月9日 黨的機構、政府機構都應大大縮小。[23]:198-199 ——在武漢同楊成武、張春橋、汪東興、余立金談話，1967年9月19日 現在我很不喜歡你們給我的四個官銜，甚麼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叫毛主席就行了。[23]:199 ——〈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紀錄〉，1967年9月20日 鄧小平是不是要保？一個他打過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國民黨的人；第三，他沒有黑修養。[23]:199 ——〈同曾思玉、劉豐、方銘、張純青談話紀錄〉，1967年9月20日 我只要求你（幹部）一條，要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農民、學生、戰士、下級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動不動就訓人。有道理為甚麼要訓人，可以解釋嘛，有道理為甚麼要駡人？[23]:201 ——〈同阿爾巴尼亞黨政軍代表團談話〉，1967年10月3日 我們在延安就規定了一個不殺、大部不捉。隨便殺人沒有手續不好，抓人抓多了也不好。搞逼供信，不講也得講。我們還應該重證據，重旁證，不要重口供。[23]:209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8年5月8日 以後不要說史無前例。歷史上最大的幾次文化大革命是發明火，發明蒸氣機和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而不是我們的革命。[23]:219 ——批示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姚文元之一篇文章，把題目改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在審改文章時把稱頌「文化大革命」之慣用詞「史無前例的」刪去，並且寫批語，1968年8月22日 對反革命分子和犯錯的人，必須注意政策，打擊面要小，教育面要寬，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的時候，及時解放他們。[23]:233 ——對北京新華印刷廠在對敵鬥爭中執行「給出路」政策的經驗報告批示，1968年12月1日 搞出第一稿就有辦法了，無非是全部推翻再搞。讓他們幾個人搞，伯達牽頭，伯達、春橋、文元，林彪同志掛帥。文章寫出後才好開會。現在講幾個里程碑（指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馬克思主義發展的第三個里程碑），我就不贊成。[23]:237 ——〈同中央文革碰頭成員談話〉，1969年2月7日 有人說，人家有歷史問題。有歷史問題不要緊，人都是有歷史的嘛！人就是歷史。[23]:234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9年3月15日 有的人放出來，只要不繼續殺人就行了，可以繼續進行教育。他再殺人，再抓嘛！這是第一。一個是關，一個是放。一個不關不行，我們說是大部不抓，一個不殺。現在那麼多教授、幹部，不解放是不妥當的。我們歷來講壞人是少數，可以教育爭取的是大多數。一講就是一窩黑，幾十個，甚至四分之一，三分之一，了不起了。[23]:234-235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談話〉，1969年3月15日 你們幾位老同志，為國家作工作，不要只管一個部門。聶榮臻不能只管一個國防科委，葉劍英只搞一個軍事科學院，鑽進去就出不來。要管寬一些：軍事、政治、國內、國外。你們這些年紀大的人，多吃幾年飯，經驗多一些。小蘿蔔頭看不起你們，說你們老了，沒有用了。我不贊成。小蘿蔔頭有用，但他們沒有經驗。[23]:235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談話〉，1969年3月22日 報告上有些名字不要寫，中央文革成員的名字一個都不要寫，只寫我和劉少奇兩個人的名字，只寫劉少奇的資產階級修正主義路線。這次犯錯的同志，沒有王明犯的大。七大時一個沒有丟。我們還是按過去老規定，凡是能團結的都要團結，允許人家犯錯誤，允許人家改正錯誤。大多數當成人民內部矛盾處理。[23]:235-236 ——〈同中央文革碰頭會成員及陳毅等談話〉，1969年3月22日 對於那些略有進步、開始有了一些覺悟的人們，就要從團結的觀點出發，繼續給以幫助。[23]:236 ——〈在修改九大報告時加寫的一句話〉，手稿，1969年3月31日 我希望，我們的大會，能夠開得好，能夠開成一個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23]:239 ——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在主持下開幕，1969年4月1日 現在擴大化問題，我們各級主要領導同志要注意，當成一件主要事情來處理。鑒於歷史的經驗，各個時期有種主要傾向掩蓋著另一個傾向。要使我們的同志徹底了解歷史經驗，避免重犯錯誤。[23]:243 ——在中共九大秘書處和各大組成部分召集人會議上講話，1969年4月11日 我贊成這樣的口號，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而不贊成那樣口號：「沒有功勞也有苦勞，沒有苦勞也有疲勞」。這個口號同「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對立的。[3]:40 ——〈在中共九屆一中全會上的講話〉，1969年4月28日 我們是不打出去的。我說不要受挑撥，你請我去我也不去。但是你打來呢，那我就要對付了。[23]:246 ——鑒於1969年3月2日蘇聯邊防部隊入侵中國黑龍江虎林縣珍寶島地區，中國邊防部隊遵照中央軍委指示還擊 搞專案，許多是靠不住的，是道聽途說的。內查外調搞不出甚麼東西，搞了很長時間沒有搞出甚麼東西。有的學生沒有經驗，有的還有派性，這一派整另一派。[23]:251 ——聽取軍委辦事組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彙報時講話，1969年5月26日 人的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呢？一句話就是一句，不能是一萬句，不能頂，更不能頂那麼多。我的話怎麼可能有那麼大力量，那不是神了嗎？這不是唯物主義，也不是辯證法。[23]:251 ——往武漢向工作人員說，1969年5月至6月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刊《人民日報》，1969年8月1日「文革」初期，發生了紅衛兵強迫抄家、侮辱人格、打人傷人的野蠻行為。對此《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傳達指示，：』實現這一場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鬥。」1966年8月，至少兩次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講到「不要武鬥」。1967年1月22日，接見軍委碰頭會擴大會議的高級將領，批評造反派說，：「軍隊裡對廖漢生、劉志堅、蘇振華搞『噴氣式』，一斗就是四五個小時，污辱人格、體罰，這個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噴氣式』幹什麼？」這年9月16日，在浙江談到要正確對待幹部問題時，又一次對武鬥提出批評，：』對待幹部不能像對待地主一樣，罰跪、搞噴氣式、抄家、戴高帽子、掛牌子，這種做法我是反對的。這種做法破壞了我們的傳統，對國民黨的杜幸明、黃維、王耀武還優待嘛！「對於發生在各派群眾組織之間大規模的武鬥，稱之為全面內戰」。這種內亂的局面，是始料未及的，也是不願意看到的。 隨著武鬥的升級，運用自己的權威，親自出面制止武鬥。1968年，他簽發了七三布告」和七二四布告」，以制止發生在廣西柳州、桂林、南寧地區和發生在陝西的反革命事件」。不久，他又派遣數千人的工人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武鬥激烈的清華大學，制止武鬥，收繳武器，拆除武鬥工事。在工宣隊受到蒯大富等人的武力抗拒，造成5人死亡、731人受傷的嚴重後果時，發了雷霆之怒。7月28日凌晨，他接見了北京的「五大學生領袖」，即聶元梓、蒯大富、韓愛晶、譚愛蘭、王大兵，嚴厲地訓誡說：「文化大革命搞了兩年，你們現在是一不鬥，二不批，三不改。斗是斗，你們少數大專學校是在搞武鬥。現在的工人、農民、戰士、居民都不高興，就連擁護你那一派的也有人不高興，你們脫離了工人、農民、戰士、學生的大多數。」接著明確提出：「誰如果還繼續違犯，打解放軍，破壞交通、殺人、放火，就是犯罪；如果有少數人不聽勸阻，堅持不改，就是土匪，就是國民黨，就要包圍起來，還繼續頑抗，就要實行殲滅。」 在會見美國友人斯諾時，鮮明地表達了他反對武鬥的立場，：「這個文化大革命中有兩個東西我很不贊成。一個是講假話，口裡說『要文斗不要武鬥』，實際上下面又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人家說，你為什麼踢我呀？他又說，我沒有踢呀，你看，我的腳不是在這裡嗎？講假話。後頭就發展到打仗了，開始用長矛，後頭用步槍、迫擊炮。所以那個時候外國人講中國大亂，不是假的，是真的，武鬥。第二條我很不高興，就是捉了俘虜虐待。紅軍、人民解放軍不是這樣的，他們優待俘虜。不打，不罵，不搜腰包，發路費回家，不槍斃，軍官都不槍斃，將軍那樣大的軍官都沒有槍斃嘛，解除武裝了嘛，你為什麼還要虐待呀？我們歷來就立了這個規矩。」 1960年代，與埃德加·斯諾一起在天安門城樓檢閱紅衛兵，斯諾問：「我常常想，不知道那些呼口號最響，揮動旗子最起勁的人，是不是像有些人說的在打著紅旗反紅旗？」 答：「這些人分三種，一種是真心實意的；第二種是隨大流，因為別人喊『萬歲』，他們也跟著喊；第三種人是偽善的，你千萬別受這一套的騙。人總是要死的，任何人都避免不了要見上帝，這是自然規律，誰能活一萬歲？」 我最反感的有兩件事，一件是虐待『走資派』——那些罷了官接受再教育的黨員和其他人，過去我們抓了俘虜不打不罵，還發了路費讓他們回家呢！現在因虐待他們已經拖延了黨的重建和改造。」 第二件事就是說假話。有人一面說要文斗，不要武鬥，而實際上卻在桌子下面踢人家一腳，然後把腳收回來。當被踢得那個人問他：「你為什麼踢我啊？」他又說：「我沒有踢啊，你看，我的腳不是還在這裡嗎？」 王（力）、關（鋒）、戚（本禹）是破壞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你只向總理一人報告，把他們抓起來，要總理負責處理。[23]:196 ——1967年8月25日，周恩來單獨約見楊成武，把「八七講話」記錄交給楊，要他立刻送給毛澤東看，當天上午楊立刻飛上海向毛澤東彙報周恩來的意見[23]:195-196。 有些事情，我們事先也沒有想到。每個機關、每個地方都分成兩派，搞大規模武鬥，也沒有想到。[23]:167 ——同阿中友好協會代表團談話，1967年12月18日。為了解決群眾組織之間的分歧，他指示：「在工人階級內部，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更沒有理由一定要分裂為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組織。」 只要不是真特務、真反革命，就不要那麼去搞，不要使人毫無出路。[23]:209 ——關於武鬥、造反等問題講話，1968年5月11日 我才不怕打，一聽打仗我就高興，北京算什麼打？無非冷兵器，開了幾槍。四川才算打，雙方都有幾萬人，有槍有炮，聽說還有無線電。 ——〈同聶元梓、蒯大富、譚厚蘭、韓愛晶、王大賓談話〉，1968年7月28日 這些都是社會現象，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誰料得到又這麼打起來呀？[23]:214-216 ——緊急召見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等學校紅衛兵「五大領袖」談話，1968年7月28日 美帝國主義看起來是個龐然大物，其實是紙老虎，正在垂死掙扎。……無數事實證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國能夠打敗強國，小國能夠打敗大國。小國人民只要敢於起來鬥爭，敢於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國家的命運，就一定能夠戰勝大國的侵略。這是一條歷史的規律。[23]:315 發表《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打敗美國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之聲明，1970年5月20日 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國內的事要由國內人民自己解決，國際間的事要由大家商量解決，不能由兩個大國來決定。[3]:111 〈同法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貝當古的一段談話〉，1970年7月13日 廬山是炸不平的，地球還是照樣轉。極而言之，無非是有那個味道。我說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聽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幾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為他們認為，代表人民的標誌就要當國家主席。我在十幾年以前就不當了嘛，豈不是十幾年以來都不代表人民了嗎？我說誰想代表人民，你去當嘛，我是不干。你把廬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辦法呀？ ——在中共九屆二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1970年9月6日[66] 照辦。我隊應去，並準備死幾個人。不死更好。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23]:318 〈對周恩來關於中國桌球代表團參加第三十一屆世乒賽報告的批語〉，1971年3月15日 這樣就好。事關大局，出以公心，不應當避嫌。我歷來認為，同志之間有隔閡，有問題，應當耐心商量，多做談心工作，不宜急躁，也不應久拖不決。工作不順利，有中央幫，總會解決。 〈在李德生報告上的批語〉，1971年4月24日 什麼「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麼能頂一萬句。 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年8月至9月 要謹慎。第一軍隊要謹慎，第二地方也謹慎。不能驕傲，一驕傲就犯錯誤。軍隊要統一，軍隊要整頓。 在外地巡視期間同沿途各地負責人談話紀要，1971年8月至9月 我們的方針是路線決定一切。人多、槍多，代替不了正確的路線。路線就有一切，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丟掉。路線是個綱，綱舉目張。[23]:289 〈同李德生、紀登奎、吳德、吳忠談話〉，1971年9月12日 不要打。天要下雨，娘要改嫁，都是沒有法子的事，由他去吧。[67] ——答是否擊落林彪飛機，1971年9月 林彪還是我們黨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攔，讓他飛吧！[68] ——答是否擊落林彪飛機，1971年9月 林彪是反對我的，陳毅是支持我的。他是我們黨的一個好黨員、好同志。他能團結人。他跟我吵過架，但我們在幾十年的相處中，一直合作得很好。[23]:303 ——向西哈努克親王說，1972年1月 尊孔反法，國民黨也是一樣啊！林彪也是啊！ ——1973年7月4日，指出 我們郭老，在歷史分期這個問題上，我是贊成他的。但是他在《十批判書》裡邊，立場觀點是尊儒反法的。[23]:343 ——〈同楊振寧談話〉，1973年7月17日 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張社會要向前發展、反對倒退的路線，要前進。[23]:343-344 ——〈同楊振寧談話〉，1973年7月17日 歷代有作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們都主張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則滿口仁義道德，主張厚古薄今，開歷史倒車。 ——與江青談話時說，1973年8月5日 秦始皇是中國封建社會第一個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罵我是秦始皇。中國歷來分兩派，一派講秦始皇好，一派講秦始皇壞。我贊成秦始皇，不贊成孔夫子。 ——會見外賓時說，1973年9月 是極右。修正主義，分裂，陰謀詭計，叛黨叛國。[23]:335 ——〈同周恩來、張春橋、姚文元等談話〉，談及林彪路線之實質，1973年12月17日 我是虛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還有腳病。快了，要消滅了。[23]:330 ——會見越南客人黎德壽，1973年2月1日 我這個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醫生，給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氣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23]:331 ——會見美籍醫生李振翩和夫人湯漢志，1973年8月2日 你們政治局討論一下，要宣傳，造輿論嘛。突然有個死亡就不好了。外國人也不替我宣傳。我一身都是病。兩年之前，我幾乎見上帝了。上帝請我去喝燒酒，他那裡也有茅台酒呢，請我去喝呢。[23]:331 ——會見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和王后，1973年12月9日 一個人在一個地方搞久了，不行呢。搞久了，油了呢。有幾個大軍區，政治委員不起作用，司令員拍板就算。我想了好幾年了，主要問題是軍區司令員互相調動，政治委員不走。[23]:358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3年12月12日 不見還好些。過去多年同你談的，你有好些不執行，多見何益？有馬列書在，有我的書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體諒。你有特權，我死了，看你怎麼辦？你也是個大事不討論，小事天天送的人。請你考慮。[23]:372 ——〈給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江青同志，你要注要呢！別人對你有意見，又不好當面對你講，你也不知道。不要設兩個工廠，一個叫鋼鐵工廠，一個叫帽子工廠，動不動就給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23]:378-379 ——〈召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員談話〉，1974年7月17日 鄧做第一副總理兼總長，這是葉的意見，我贊成照他的意見辦。[23]:389 ——〈關於四屆人大籌備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見的傳達〉，1974年10月20日 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組閣（當後台老闆）。你積怨甚多，要團結多數。[23]:393 ——〈對江青來信的批語〉，手稿，1974年11月12日 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23]:396 ——〈周恩來起草的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傳達的毛澤東談話要點〉，1974年末至1975年初 將來她（江青）會跟所有的人鬥翻。現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後，她會鬧事。[23]:402 ——〈同王海容、唐聞生的談話〉，1975年1月 不要隨便，要有紀律，要謹慎，不要個人自作主張，有意見要跟政治局討論。[23]:402 ——對江青說，1975年1月下旬 都放了算了，強迫人家改造也不好。[23]:406 ——〈關於釋放戰犯問題的意見〉，1975年2月27日 不要分裂，要團結。要馬列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不要搞「四人幫」，你們不要搞了，為什麼照樣搞呀？為什麼不和二百多個中央委員搞團結，搞少數人不好，歷來不好。這次犯錯誤，還是自我批評。[23]:415-416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75年5月3日 處分人要注意，動不動就要撤職，動不動就要關起來，表現是神經衰弱症。[21]:444 ——同江青談話，〈黨的文藝政策應當調整〉，1975年7月14日 這個人不懂事，沒有多少人信她的。[23]:434 ——同鄧小平談及江青，1975年9月24日 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絕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個階級、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23]:441 ——《講話要點》，1975年 八億人口，不斗行嗎？ ——1975年12月31日，在中南海書房裡會見美國前總統尼克森女兒朱莉及其丈夫戴維時的談話 就請華國鋒帶個頭，他自認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專管外事。[23]:448-449 ——同毛遠新談話，提議華國鋒任代總理，主持政治局工作，1976年1月21日 對文化大革命，總的看法：基本正確，有所不足。現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開，七分成績，三分錯誤，看法不見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兩個錯誤：一、打倒一切；二、全面內戰。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對了，如劉、林集團。一部分打錯了，如許多老同志，這些人也有錯誤，批一下也可以。[3]:488 ——中共中央印發之〈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23]:452 社會主義社會有沒有階級鬥爭？甚麼「三項指示為綱」，安定團結不是不要階級鬥爭，階級鬥爭是綱，其餘都是目。[23]:451 ——中共中央印發之〈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年10月至1976年1月 一、首都，二、天安門，三、燒、打。性質變了。[23]:458 —— ，毛澤東對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指示，1976年4月7日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得「腥風血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23]:463 ——〈同華國鋒等談話〉，1976年 參考文獻[編輯] ↑ 高菊村、劉勝生、陳峰、唐振南、田餘糧. 《青年毛澤東》. 修訂版. 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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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BN 978-988-15116-8-3. ↑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第二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8.0 8.1 8.2 馮蕙、劉益濤、高風、姜國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副主編馮蕙、姚旭、趙福亭、吳正裕. .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1818-9. ↑ 引用錯誤：無效的 標籤，未定義名稱為 民 的參考文獻內容文字。 ↑ 10.0 10.1 10.2 姚旭、陳廉、李興仁、徐焰、周炳欽、李捷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主編逄先知，副主編馮蕙、姚旭、趙福亭、吳正裕. . 《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下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 1993. ISBN 7-01-001818-9. ↑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毛澤東.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 第2版.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12.00 12.01 12.02 12.03 12.04 12.05 12.06 12.07 12.08 12.09 12.10 12.11 12.12 12.13 12.14 12.15 12.16 12.17 12.18 12.19 12.20 12.21 12.22 12.23 12.24 12.25 12.26 12.27 12.28 12.29 12.30 12.31 12.32 12.33 12.34 12.35 12.36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毛澤東傳（第四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ISBN 978-988-15116-8-3. ↑ 13.00 13.01 13.02 13.03 13.04 13.05 13.06 13.07 13.08 13.09 13.10 13.11 13.12 13.13 13.14 13.15 13.16 13.17 13.18 13.19 13.20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逄先知、金沖及主編. 《毛澤東傳（第三卷）》. 香港第一版. 香港: 中和出版.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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